升庵会议将开幕 学者娓娓议才子

　　编者按：

　　6月23日，由***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社科院、泸州市人民政府主办，四川省历史学会、四川省文化艺术发展基金会、***泸州市委宣传部、泸州市文化研究中心等承办的明代文化巨人杨升庵学术研讨会将在泸召开。届时全国100余位杨升庵和明史研究者将莅泸，共同探讨其学术思想对现实社会的作用。酒城新报上期对杨升庵引发的“大礼议”事件对四川概念的形成进行了报道。本期我们采访到部分学者，他们对本次会议有何期待？关于杨升庵的研究又有哪些独特观点？

　　宋明古音学发展  杨慎承先启后

　　湖南湘潭大学雷磊教授致力于杨慎的诗词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杨慎全集〉整理与研究》就是雷磊教授主持的。

　　对于杨慎诗学思想上溯六朝的思路，雷磊教授给予了密切关注，并讨论了诗歌史上的一些有意思问题。杜甫曾写有《陪章留后惠义寺饯嘉州崔都督赴州》一诗：“中军待上客，令肃事有恒。 前驱入宝地，祖帐飘金绳。南陌既留欢，兹山亦深登。清闻树杪磬，远谒云端僧。回策匪新岸，所攀仍旧藤。耳激洞门飚，目存寒谷冰。出尘閟轨躅，毕景遗炎蒸。永愿坐长夏，将衰栖大乘。羇旅惜宴会，艰难怀友朋。劳生共几何，离恨兼相仍。”杨伦《杜诗镜铨》卷十评道：“诗近《选》体。”“《选》体”，即《文选》之体，那么其内涵是什么呢？

　　雷磊教授认为，“选体”不单纯是体裁的概念，还有风格、时代等含义，较为复杂，而现代学人甚少涉及，因此，有必要下一番辨析的功夫。辨析的结果，首先，选体从体裁上说，应该是五言古诗；其次，从风格上说，选体有“翰藻”“典雅”“新创”三个特征；再次，选体还有时代发展的不同，即经历了建安、太康、元嘉三个兴盛期，并各有其代表作家。将这三个方面综合起来看，就能明确选体的特征。

　　而选体和六朝体又有着密切的关系。雷磊教授表示，从这一点出发，联系杨慎本人的宗尚六朝诗的倾向，即他对“缘情绮靡”的提倡，其中的关系非常明显。将杨慎在诗歌方面的探索和这些理论结合起来看，对其价值当可得出进一步的认识。

　　在雷磊教授看来，杨慎无疑是明代诗学发展中的一大家，不过他的大家地位是在明代特定的坐标系中形成的。雷磊明教授明确指出了他的承前启后作用。

　　从前者看，杨慎14岁入李东阳之门，追随李东阳16年，其诗学的形成跟李东阳有重大关系。李东阳论诗重声调，并从格调论出发，强调辨体，师古而反对泥古，这些都对杨慎有重大影响。杨慎论诗强调博学，反对模拟，提倡六朝初唐体诗，推崇含蓄蕴藉的风格，针对的都是七子，而其中的原因部分即来自对李东阳的维护。

　　不过，雷磊教授同时也指出，杨慎的诗学主张后来渐渐偏离了其师的轨范，而树立起自家的面目。最重要的是，他们三者是一种纠结的关系，这种复杂的关系对明代中期以后诗学的演变产生了特别的影响。学者们一般认为，明代诗学是单线索发展的，从茶陵派发展到前七子、唐宋派和后七子等，无不如此。雷磊教授认为，如果考虑到从李东阳衍出的杨慎诗学及其引导的学习六朝的思潮，那么它可能会提供一个认识明代诗学演变真面貌的新视角。这也确实是对明代诗学研究的一个新思路。至于杨慎对后世的影响，可以考察的角度很多，比如晚清王闿运提倡汉魏六朝派，是否和杨慎有渊源关系，就值得好好思考。 

　　雷磊教授对杨慎在启后方面的贡献，有着多方面的思考，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对杨氏古音学的研究。杨慎的音韵学所传承者为吴棫，而在“古音”概念，古音订补和方法改进三个方面有所发展，并影响了后来陈第的古音学。雷磊教授指出，陈第的《毛诗古音考》征引的宋以来古音学家主要有四位：吴棫、徐蒇、杨慎、焦竑，直接征引的次数分别是： 5、3、8、4，大体可以反映诸人对陈第的影响程度。同时，陈第《毛诗古音考》引书90种（家）左右，而杨慎考订诗韵引书约100种（家），后者略多于前者。且从引书之相同性来看，前者几乎未出后者之范围。雷磊教授认为这绝非巧合，很可能是陈第据杨慎韵书所引材料，去掉其冷僻者，保留了其中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才撰成《毛诗古音考》一书。所以，雷磊教授指出,杨慎在宋明古音学发展史中是一个承先启后者———吴棫开创了古音学，杨慎将此真脉传予后来者而不坠，陈第则接过火种攀上了一个高峰。

　　为了把这一点搞清楚，新报记者了解到，雷磊还专门旁听了音韵学家鲁国尧教授的课，向相关研究者请教问题，开拓了视野，使得研究文学者所获的资源又不止于文学。

　　这些年，随着人们呼吁加强对明清诗文的研究，确实出现了不少好的成果，但也有相当的研究往往就事论事，只知二五，不知一十，究其原，就是没有站在更高的高度，因而也就无法真正确定研究对象在文学史发展中的位置。在这一点上，雷磊教授在杨慎的研究中作出了自己的探索。

　　第一才子诗情勃发

　　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白建忠先生也在受邀之列。泸州的风土人情曾让杨升庵流连忘返，是孕育其学术成就的要地，白建忠先生充分肯定了杨升庵研究对泸州文史底蕴研究、对四川“历史名人文化工程”打造所起的积极作用。同时，众多学者欢聚一堂，共探杨升庵学术现象的现实作用，分享彼此的研究成果，从文学、政治等多方面呈现一个完整的杨升庵，他也对此充满期待。

　　杨慎是明代颇负盛名的学者、文学家，对明代的诗文也颇为关注，经他之手评选过的明代诗文集有若干种，周复俊《泾林诗集》便是其中一部。《泾林诗集》是杨慎评选明人周复俊的诗歌选集，是杨慎与周复俊在滇南相遇之后相谈甚欢的重要成果，而目前相关研究甚少。

　　白建忠先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在《论杨慎评选<泾林诗集>》一文中，他就周复俊的生平、周复俊与杨慎的相识、杨慎的评语以及杨慎为何评选《泾林诗集》等方面加以探讨。

　　周复俊，生于弘治九年（1496），卒于万历二年（1574），字子籲，自号木泾子，江苏昆山人，少时与顾梦圭、王同祖称“昆山三俊”。周复俊于嘉靖十一年（1532）考中进士，后历官工部主事、四川提学副使、四川、云南左右布政使等，仕至南京太仆寺卿。

　　嘉靖十四年，周复俊奉命出使滇南时，与杨慎相识。当时杨慎48岁，周复俊40岁。周复俊的仕途生涯主要在四川、云南二地，杨慎是四川人，后半生又主要活动于云南，有此机缘，二人得以相识，并结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结识之后，二人进行了七昼七夜的诗艺切磋，其重要的成果就是《泾林诗集》。

　　杨慎的评语大多简明扼要。周复俊十分重视诗歌的用韵，其《顾行之集叙》将“韵”看作是衡量诗歌盛衰的标准。杨慎有的评语就是从这一角度点评的，如评《送同年苏德明宰浏阳》“巧于用韵”、评《至红门瞻对诸陵》“韵调铿锵动人”等。有的评语是从字法、句法、章法等角度进行点评，如“语精字透”“字字佳必传之作”“起句奇”“如此起结能无取乎”等。有的评语是从风格方面点评，如“澹静自佳”“淡而工”“清婉有致”“典丽”“工致绮靡”“雄瑰之章”等。有的评语是从地域角度作出评价，如“切于风土”“妙于言风土”等。

　　在白建忠先生看来，周复俊诗学观的变化与形成受到了多方面的影响。未遇杨慎之前，他一方面受到了李梦阳、何景明等人所倡导的古体学汉魏、近体学盛唐的复古主义诗风的影响，另一方面与他早年生活的吴中地域有很大关系，特别是其乡人徐祯卿诗学六朝、初唐，对他的诗歌创作及其理论也产生了不小影响。因此，周复俊诗学视野开阔，他以中唐为界，确切地说，是以杜甫为界，对六朝、盛唐诗很看重，对中唐之前的诗歌持肯定态度，这与杨慎“诗之衰飒，实自杜始”的看法一致，他与杨慎就有了共同话题。

　　白建忠先生认为，杨慎的评语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指出周复俊的诗歌具有六朝、初盛唐之风，这体现了他一贯的评点原则，即浓厚的辨体意识。如《白水驿早发烈风酿寒途间感怀》杨慎评曰：“仿佛谢朓登孙权故城之作” ，《榆城有怀》“宛然杜韵”、《临浙江》“直逼灵运”、《寄题南明洞天》“似三谢而冲融过之”、《山中谣桃源道中作》“有江文通之韵”、《沅陵篇》“阴何遗调”、《赠陈公从年兄任太平推官》“初唐半格”、《清华轩杂咏六首》其二“似孟”等。有明一代，受格调说的影响，辨体意识十分浓厚，杨慎亦不例外，他本人就曾编选过《五言律祖》《绝句辨体》等书。以上评语就这一评点原则的体现。

　　“大礼议”事件背后的符号之争

　　在会议主办方收到的论文中，有篇论文的独特观点引起了新报记者的关注，那便是四川省社科院徐瑞博士提交的以《皇统与嗣统的符号之争——“大礼议”事件与杨廷和、杨慎的符号意识》为题的论文。徐瑞博士告诉新报记者，他比较关注的就是因杨升庵引发的“大礼议”事件。

　　在徐瑞博士看来，有关“大礼议”之争，牵涉到符号高度的顶层设计，而顶层设计最怕符号性的大方向错误。大礼议事件及其过程，是国家最高决策层与最高管理层之间的内部折腾、自我消耗，与国计民生没有直接关系，却极大地消耗着国力、吞噬着人心、改变着人性。这个事情的缘起，孝宗唯一的儿子、世宗的堂兄正德皇帝朱厚照应承担大半责任。他即位后，折腾了16年，31岁早逝“崩于豹房”（宫廷内最荒淫无度之处）却连子嗣都未曾留下。 既然无后，武宗若能未雨绸缪，提前完成过继外藩为子的礼仪，自然没有后来的议礼之争。“无后之罪”导致外藩仓促入嗣，而新帝欲尊其所生乃情理之中，而廷臣逆之也是尽纲常职责，于是大礼之议转变成大礼之狱。 徐瑞博士告诉新报记者，“大礼议”事件符号之争有三。

　　符号之争一是不以皇太子身份继位，世宗胜，拉开了嘉靖大礼议纷争的帷幕。符号之争二是嘉靖欲将生父母提升为顶级符号，群臣胜。君臣双方各退一步，表面以妥协告终，实为群臣胜。符号之争三世宗胜，杨升庵被贬黜。长达3年的“皇考”符号之争被强力平息。

　　整个“大礼议”事件在徐瑞博士看来，是明朝嘉靖年间浓墨重彩的一段历史公案。表面上，围绕大礼议纠缠斗争的双方只为一个皇考名分，只是一个王朝礼制是否合理与合理性解释的问题。从符号学视域重新审视，这个历史事件的背后，藏有指非所指的深刻政治象征意义。为什么杨廷和、杨慎两代人前赴后继为之斗争？为什么数百官吏要一再犯上，不惜牺牲自己的锦绣前程去阻止皇帝的决策？这些问题值得做一番新探。

　　在明代皇权高涨的年代，杨廷和、杨升庵父子的行为，堪称士大夫气节典范。多年以后，杨升庵在其《廿一史弹词》中的《临江仙》对历史人生做出了著名的结论：“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由此，我们当明白杨廷和、杨升庵父子在大礼议事件中所表现的一片苦心。（新报记者  魏敏  梁单）

编辑：成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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