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庵会议将开幕 学者娓娓议才子（下）

　　编者按：

　　由***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社科院、泸州市人民政府主办，四川省历史学会、四川省文化艺术发展基金会、***泸州市委宣传部、泸州市文化研究中心等承办的明代文化巨人杨升庵学术研讨会近日将在泸召开。届时，全国100余位杨升庵和明史研究者将莅泸，共同探讨其学术思想对现实社会的作用。酒城新报上期刊发了部分学者对本次会议的期待以及关于杨升庵研究的一些独特观点，本周我们继续刊登。

　　“博选而约载”编辑原则应关注

　　重庆文理学院教授杨钊先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巴蜀文化研究，其中关于杨慎的研究尤其丰富，独著了《杨慎研究——以文学为中心》一书。

　　在杨慎的诸多文学成就中，杨钊先生尤为关注杨慎编选的《全蜀艺文志》。在他看来，对《全蜀艺文志》编辑原则的研究，可以很好地作用于现在的研究工作。杨慎《全蜀艺文志》明确表明选文编辑原则是“博选而约载”。所谓“博选”，即选文征引的文献极为富瞻，所选诗文数量增加、文种分类细化，充分彰显其地方文献的历史价值。所谓“约载”，即对繁复的文献资料，按照一定的义例，选入《全蜀艺文志》，包括选录哪些作家的哪些作品，内容侧重点，文体类型等，然后参伍相乘，诠释考订。

　　在杨钊教授看来，杨慎在父亲文献搜集的基础上，凭借自己的学识和勤劳，广博搜集，精心整理，去粗取精。其《全蜀艺文志》征引文献之富瞻，为后代学者所赞美。

　　明代何宇度的《益部谈资》卷上论及记载巴蜀方志典籍的丰富曰：“《益州耆旧传》，晋陈寿作；《益州记》汉李膺作；《华阳国志》，晋常璩作；《成都记》，唐卢求作；《蜀梼杌》，宋张唐英作；《成都古今集记》，宋赵抃作；《续记》宋王刚中作；《蜀鉴》，宋李文子作；《丙丁二记》，宋范石湖、胡长文作。《夔记》，本朝郭棐作。” 所列典籍对记载、传播巴蜀文化极为重要，而这些典籍亦是杨慎编辑《全蜀艺文志》的重要文献来源，并且在《全蜀艺文志》卷30“序”中，选录关于这些典籍的序言，可见杨慎对此的重视。

　　“《全蜀艺文志》不但征引文献丰富，且所选诗文数量增加、文种分类细化，充分彰显其地方文献的历史价值。”杨钊先生告诉新报记者。《全蜀艺文志》所收录的诗文有350余篇，不见于其前人的文献，可见杨慎此书的文献价值较高，内容丰富。在选录部分文章时，杨慎亦自觉注重其地方文献价值的彰显。

　　与很多同类重要参考志乘相比较，《全蜀艺文志》独设“谱”一类文体，特别是其中收录的费著《氏族谱》《器物谱》《笺纸谱》《蜀锦谱》等7谱，历来为史家所重视，系统地记录了宋代成都的土家大族，新获文物，笺纸的名品，蜀锦的生产与花色，钱币的铸造与流通，纸币的发展与发行，以及岁时节日的盛况，对研究宋代四川的社会、经济、文化、风俗具有重要价值。

　　勤著《滇程记》  翔实可信难比拟

　　在云南省文化研究学者梁晓强先生看来，杨慎聪慧并勤于著述，明清两代宦滇、旅滇做《记》者不少，然而做《物记》《事记》的人多，做《程记》的就比较罕有了。而杨慎所记不仅最早，也是内容较为详尽的，可谓独领风骚，后继者只有清代王昶《滇行日录》可以与之匹敌。

　　据悉，《滇程记》为杨慎自京师谪戍云南的途程记录，以湖北长江南岸的公安县为起点，其戍卫之所云南永昌为终点。这段路途，正是洪武十四年明军征服云南所走的主道，因此沿途遍置军堡、驿站、巡司。自汉军临滇见于史载，至今仍然是云南通往内地最重要的交通干道。

　　古今道路选择路线的原则基本一致，首先尽可能为直线，其次尽可能选平路，盘来绕去、翻山越岭都是迫不得已的。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自秦汉以来的滇黔古道，已是一条路线最合理、途程较短的道路了，现代公路320国道滇黔段就是在这条古驿道的基础上扩建的，改革开放以来修筑的G60贵昆高速、G56昆瑞高速，也基本沿着这条古驿道。

　　这是由云南地理、地势所决定的。首先，云南北有金沙江，西有澜沧江、怒江，南有元江，河流纵横切割，山高谷深，且流急滩险，不具备舟楫的便利条件。只有滇中、滇东为古老夷平面，地势相对平坦，是古驿道的最佳路线选择。其次，连接东西的滇黔古道，自秦汉以来一直是云南与内地交往最频繁的通道，因此云南境内，无论是北方由四川进来的五尺道、灵关道，还是南下越南、缅甸的邕州道、永昌道，都必须通过滇黔道进行连接，这条东西方向的古道，才是云南交通的核心大动脉。

　　明清宦、客入滇，多至昆明，因而所记滇东颇为周详，史料丰富。涉足滇西达永昌的，仅王昶一人，所缺以元郭松年《大理行记》、明徐霞客《游记》补其略。明清两代军制不同，明代云南很特殊，多以军堡代驿站，故滇黔道上军堡林立。由于时光流逝，沿途驿站、景物变化甚大。且做《记》诸人，由于入滇季节不同，所见四时风景差异极大，而各得其趣。

　　贯穿滇黔的G320现代公路，从云南富源县胜境关启，到保山市区止，只有三段道路未经古驿道，一段为禄丰县城到楚雄市广通镇，一段为漾濞县平坡镇到永平县黄连铺，一段为永平县城到隆阳区板桥镇。其余基本沿着滇黔古驿道修筑，因此在《杨慎<滇程记>云南途程考释》一文中，梁晓强先生以G320里程计程，对明清时期的宦官、旅客在入滇过程中著有的《记》进行概述，从沿途所经节点驿亭、所见风物、所闻轶事等进行比较。
杨慎被贬谪云南，永昌是他的戍守之地。杨升庵故居，王昶看到时已“坏不可憩”，今则无遗迹可寻。除永昌外以居昆明时间最久，因自号金马碧鸡老兵。升庵同僚昆明人毛玉亦因争大礼廷杖而死，其子于嘉靖十六年在家宅旁为他修建别墅，位于碧鸡关下高峣村中，因号“碧峣精舍”。

　　云南各地多有温泉，以死火山遍布的腾冲为最。安宁温泉因靠近省城，同时温泉附近风景特异，杨升庵亦久居其地，酷爱此泉，题有“天下第一汤”，如今尚存。

　　《滇程记》载有：“云南驿八亭叶镜、波犬、矣江、加买、青龙而达定西岭，即古白崖，武侯南征立郡地也。”诸葛亮南征，在四川宁南县与云南巧家县之间的葫芦口渡过金沙江，入滇后只在昆明以东、滇池以北地区活动，从未到过滇西、滇南，云南这些地区有关武侯南征的相关传说，都是后世附会。关于这一点，与杨慎的刻意渲染亦有很大关系。云南驿是云南省古驿道上的交通枢纽和重要驿站，驿站清代改为岑（毓英）公祠，并城中古驿道遗址均存，为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对《滇程记》相关记载进行考证的过程中，梁晓强先生也发现了所记有误之处。《滇程记》所载：“下关八亭栋唐、果江、杞溪而达样备。样备江实神庄水，出鹤庆入洱海。”样备今称漾濞，样备江即漾濞江。对比《大理行记》《滇行日录》等，梁晓强先生认为，出鹤庆的是为漾弓江，注入金沙江；注入洱海的为洱源的弥苴河，由西洱河流入澜沧江。鹤庆西山自北而南绵延百余里，既是鹤庆与剑川、洱源两县的界限，也是奔向东海的金沙江与奔向南海的澜沧江的分水岭。因此，《滇程记》此处所记为误。

　　由此，梁晓强先生认为，《滇程记》为杨慎对云南地理、历史进行记录的第一部著作，也是流传至今杨慎关于云南的史地著作中最为可信、最有价值的一部，并列入专志，而非游记类。

　　伉俪情深  互帮互助

　　在杨慎的生命里，其妻黄峨与他志同道合、感情深厚，一生诗词往来、互相唱和，传为一段佳话。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李殿元先生从夫妻情感角度呈现了一个柔和的杨慎。

　　明弘治十一年(1498)，黄峨生于四川遂宁一个官宦之家。自幼聪明伶俐，谨守闺门，好学上进，在诗文词曲上有着高深造诣，尤以散曲见长。

　　杨慎年长黄峨10岁，虽非青梅竹马，但彼此钦羡已久。正德六年(1511)，24岁的杨慎在科举中状元及第，任职翰林院修撰。黄峨倾慕不已，及笄后婉言拒绝众多求婚者，决心选择像杨慎那样学识渊傅、志趣高尚的郎君，然而杨慎已婚娶。

　　那时，正德皇帝不理朝政，百姓人心惶惶。杨慎忧国忧民，承上《丁丑封事》力劝正德皇帝不要“轻举妄动，非事而游”，还写了《丁丑九日》《定州书事》等诗以讽喻，均被束之高阁。正德十二年(1517)，杨慎心灰意冷，愤而离职，回到四川新都读书自娱。

　　正德十三年(1518)，杨慎原配夫人去世。第二年，得知黄峨年过20仍待字闺中，杨慎尽管已过30岁，征得父亲同意后，遣人做媒，竟一说即成，于是立即备办丰厚聘礼迎娶黄峨。

　　婚后，黄峨和杨慎住在新都榴阁，濒临桂湖。他们新婚之际正值红榴怒放之期，黄峨托物抒怀写出《庭榴》，以含蓄的语言、巧妙的比喻，向杨慎倾诉火热而纯真的爱情。杨慎感动非常，吟出“宝树林中碧玉凉，西风又送木犀黄。开成金粟枝枝重，插上乌云朵朵香”的诗句，由此足见黄峨与杨慎新婚后的吟咏唱和之乐。
黄峨教养深厚、见识卓远，她关心国计民生，竭力鼓励杨慎施展政治抱负。正德十五年(1520)，朝廷召杨慎回京复任翰林院修撰。黄峨同赴京师，成为杨慎的有力内助。

　　正德十六年(1521)，“大礼议”事件发生，杨廷和被迫辞职还乡。杨慎遭此事变，黄峨悲愤盈腔，但仍保持理智，妥善安排护送杨慎。在黄峨柔情抚慰和精心调理下，杨慎因仕途失意所带来的心灵裂痕逐渐好转，由廷杖所留下的身体创伤也基本痊愈。即使远戍云南，杨慎仍是嘉靖皇帝和一些宦官佞臣的眼中钉肉中刺，途中屡遭暗杀。因黄峨早有防范，杨慎才未遭毒手。

　　行至湖北江陵，便是去滇与入川的分道之处了。杨慎将从这里起岸，经湖南、贵州到云南。此后山川险恶，杨慎不忍累及爱妻，新都家政也得靠妻子主持，于是坚持要黄峨回蜀。离别在即，杨慎热泪纵横，吟诗《江陵别内》。之后，杨慎又悲怆吟出《临江仙·江陵别内》，黄峨亦唱四首《罗江怨·闺情》抒发离愁别绪。
回到新都，黄峨静居榴阁。她强压悲愤，孝敬公婆，教哺子侄，操持家务。对丈夫的思念之情化作笔底波澜，她写下了散曲《黄莺儿》，杨慎亦作三首《黄莺儿》唱和。

　　嘉靖五年（1526），杨廷和忧思成疾，杨慎回蜀探望。父子相见，杨廷和病愈。在他的支持下，黄峨随杨慎到云南边陲，成为杨慎讲学、著书的好帮手。

　　三年后，杨廷和病故。黄峨不得不告别丈夫，回蜀挑起家庭重担。夫妻长期分离，黄峨写出《寄外》以诉相思，将缠绵悱恻的思夫情致表达得含蓄蕴藉。

　　从正德十四年(1519)结婚到隆庆三年（1569)去世，50年风雨，50年奉献，黄峨始终无怨无悔，令人可敬可叹。尤为可贵的是，黄峨忍着繁重家务带来的身心疲惫，忍着与杨慎离愁别恨煎熬的痛楚，饱览杨家藏书，形成知书识礼、深明大义、识大体顾大局、崇俭朴戒奢华的美德，从她让丈夫纳妾生子及对杨家两次丧葬的处理中可见一斑。

　　嘉靖三年(1924)，黄峨身怀六甲，却因“大礼仪”事件而胎死腹中，从此不育。她屡劝丈夫纳妾，但均遭到拒绝。嘉靖二十一年(1542)，迫于传统文化的舆论压力，年过半百的杨慎才纳北京人曹氏女为妾，次年得子宁仁，赋诗《赠内》表达对黄峨和曹氏的感谢。

　　嘉靖八年(1529)，杨廷和去世。有人准备按朝廷命官之礼隆重成殓，黄峨则力排众议，按庶人之礼装殓公公，使得不怀好意者悻悻离去。嘉靖三十八年(1559)，杨慎去世，黄峨同样面临对丈夫丧事采用何种规格的难题。家人以为，杨慎乃状元郎，理应穿上礼服隆重下葬。但考虑到杨慎遭贬谪而死，黄峨也用简单丧仪装殓了杨慎遗体。嘉靖皇帝派人开棺察验，见杨慎仍穿戴着戍卒的衣帽，才不再刁难。由此，杨家免遭两场劫难。
隆庆三年(1569)，黄峨病逝，亦享年72岁，与丈夫生同心、死同穴。

　　在李殿元先生看来，黄峨是我国历史上杰出女性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她能文工诗，更擅词曲，这也与杨慎深厚的学养有着相辅相成的作用。研究黄峨，对研究杨慎有重要作用。（新报记者  魏敏  梁单）

编辑：成欣

关注川南在线网微信公众号
长按或扫描二维码 ，获取更多最新资讯 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