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战而屈人之兵 叙永清四川提督“剿匪”告示震慑四方

　　近日，泸州市叙永县档案馆在开展馆藏民国档案文件级目录数据采集过程中，发现了一张不同寻常的告示。叙永县档案馆工作人员从告示的形制等特征，判定这是一件由于辨识错误归在了民国档案里的清代告示。而从告示内容来分析，更是引人关注。

　　叙永县档案馆认为它极有可能与清代后期的一起重大事件关系密切。这一事件就是咸（丰）同（治）之交，清廷调集诸省绿营兵和地方勇营（湘军、淮军、楚军等）会剿转战于川滇黔交界区域的太平军石达开部和滇黔少数民族反抗朝廷武装（档案中称“滇匪”“黔匪”“号匪”“杠匪”“苗匪”等）。再从告示上方隐约的官印字迹，叙永县档案馆比对、辨认出这是清代四川提督总兵官的官印。此时，叙永县档案馆已经感到这确是一件不容忽视的告示了。

　　这是因为清代叙永直隶厅钤印了四川提督官印的档案文献并不少，但以如此木刻印制规整、尺幅达到50cm*75cm形制出现的却并不多见。我国现存档案中，即便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布告、告示存世也不多，民国时代的更少，何况是直击清代晚期西南地区重大历史事件的告示。通过对相关史实的查考比对分析，叙永县档案馆判定出这件清代告示形成的时间为同治三年，而告示所谓的“统领兵勇胡”当是清代四川提督胡中和。

　　得出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一是如前所说，咸丰末年至光绪初年，清廷在西南地区，特别是川滇黔结合部区域多次组织多省绿营兵和地方勇营、团练先后剿办、镇压了太平天国“天京事变”后负气出走的转战于此“翼王”石达开部和滇黔少数民族反抗武装。这在清代叙永直隶厅档案中有大量原始文献记载。

　　二是清廷在这一迁延近二十年（主要集中在1860年代、1870年代）用兵西南的镇压行动中，取得了同治元年（1861年），一败太平军石达开部于四川长宁、同治二年（1863年）六月二败石达开部于四川大渡河，捕获石达开及其重要部将、同治六年（1867年）六月成功会剿以“猪拱箐”（今属贵州毕节）为核心据点的贵州毕节、云南镇雄苗族、彝族等反抗武装的重要标志性胜利，产生了一批晚清重要军政人物，如刘岳昭、唐友耕、唐炯等，他们很快分别擢升云贵总督、四川提督、云南巡抚。清代叙永直隶厅档案对此战争全过程及细节记载几乎可谓详尽。以上两点是这件告示产生的大的历史背景。

　　三是清代叙永直隶厅档案充分显示，叙永作为川滇黔结合部军事重镇，在清廷这一旷日持久的围剿、会歼行动中，实为囤积、输送各路兵勇、军火物资、军食饷银的重要兵站和孔道，多省绿营兵、地方勇营众多将领督领率所部以叙永为要冲与各路反抗武装来回厮杀、拉锯鏖战，但是，以四川提督钤印发出张贴的布告却仅此一件，而查询清代咸丰、同治年间四川提督，果然有“胡中和”其人，再查询四川提督胡中和的生平，在清末东三省总督、民初北洋政府清史馆馆长赵尔巽编撰的《清史稿》中记载：胡中和是系湖南湘乡人，咸丰初年投充湘军剿粤匪，以积功擢升把总。在整个咸丰朝十来年间，以会剿“粤匪”“滇匪”及与太平军石达开等部作战中履历军功。

　　同治元年（1862年），胡中和擢升云南提督。同治二年（1863年）六月，聚歼太平军石达开部于四川大渡河，石达开就擒。胡中和调任四川提督。同治三年（1864年），胡中和统领绿营兵和地方勇营“破滇匪于叙永厅”。由此可以推断，这张告示即为胡中和作为四川提督（提督可以统率绿营兵和地方勇营，勇营将领则不能指挥绿营兵）以叙永为大本营统率各路兵勇会剿“滇匪”时发出、粘贴于叙永厅城和川滇黔边重要市镇街头，震慑、瓦解、招抚川滇黔边区少数民族反抗武装用的，距今154年。告示受众的广泛性、通俗性、震慑性，决定了它比军政衙门的其他往来文书更具临场感和视觉冲击力，由于胡中和挟刚刚“剿灭”劲敌太平军石达开部的巨大威势，不难想见，其发出、张贴的这张告示，对川滇黔边区少数民族反抗武装的心理震慑达到何种程度。这当然是兵家惯用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计谋。（特约撰稿人  何平）

编辑：成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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