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校搬后可否恢复川盐总局遗址 再现泸州标志？

　　在中国古代对食盐的垄断经营体制下，食盐是一种价格昂贵的调味品，古代凡是便鱼盐之利的地方就可以通工商之业，成为富裕之地。据泸州市文化研究中心最新研究成果显示，曾经，黔北地区所需的烟叶、茶、盐绝大部分是从泸州水路中转，清光绪年间更是在泸州设立了川盐官运总局（今泸州市委党校处）。

位于江阳区大营路的四川盐务总局旧址，1926年曾作为泸州起义时刘伯承的指挥部

　　水运发达的泸州，配以川黔盐运“中枢”，其优势不言而喻。今天，虽然川盐官运总局已经不在，泸州市委党校也面临搬迁，但是我们期待恢复它的旧貌，追忆它曾经贸易繁忙的景象，升华它成为盐运中枢的辉煌，为泸州建成川滇黔渝结合部区域中心城市出力。

　　繁富首屈一指

　　作为长江上游除去重庆以外最大的港口，千百年来，进出川南、黔北、滇东北的大宗物资，年年在泸州集散、中转。泸州的航运、商贸繁荣，服务业和相关的第三产业相应发达，早在北宋就已成为每年征收商税10万贯以上的全国27个城市之一。正是这种千百年历史形成的传统经济流向所带来的巨大规模的水陆转口贸易，给泸州城市和商业带来了极大的繁荣。作为见证这些光辉历史的川盐总局，有着它在经济和文化上的重要地位。
 
　　顺流运往泸州

　　泸州有着非常发达的水运，除了运输烟、茶等物资，最重要的自然是运盐明代以后，主要依靠今自贡市（时属富顺县）境内的“自流井盐”。贵州本身不产盐，用盐主要依赖四川输入，除此之外，云南的昭通、镇雄等地方，也食用川盐。那个时候，自贡的盐场，都在沱江的支流釜溪河畔，用小船运到邓井关（金富顺县邓关镇），用一种叫“炭花船”的木船来装载，五里出沱江，顺流运往泸州，再分装到一种叫“中圆棒”的大船内，运往各地。

　　邓井关到泸州水程一百八十里，夏日水涨，当天就能到达。平水季节，也最多不超过两天就能抵泸。上水空载返航，也只需要三到四天。试想当年沱江上，大小木船竞争流，水浪涛涛只为盐。

　　入黔边分四岸

　　川盐在明代全部归官方所办，面向社会招商承销。获得官家批准运销食盐的商人，官家会按照其认销数额，发给持往指定盐场购买和运往指定地方（岸口）销售的凭证“盐引”。其中通过水路进行运销的“水引”，每张载盐50包，通过陆路进行运销的“陆引”，每张载盐5包，包重150斤。承销商凭盐引在指定的地点购买、运输、销售食盐。

　　明清交替，蜀中战乱连年，盐场荒废。康熙时又开始由商民自行凿井设灶，煎盐销售，这种方法实行久了就衍生出不少弊病。到清同治末年，累计盐课亏空竟已有二百余万两。穷则思变，光绪三年，四川总督丁葆桢进行盐政改革，实行官运商销，筹足50万两作为官本，在泸州设立（川盐）官运总局。这是个不容小觑的地方，它牵动着川内外四面八方的盐业。川盐总局的位置大致位于今江阳区澄溪口处，后搬至今泸州市委党校处。

　　官运总局将贵州边岸及周围叙永、纳溪、合江、綦江等盐运尽归官运总局办理。另将进入贵州边岸分为四岸：由永宁入黔者为永岸；由合江入黔者为仁岸；由涪州入黔者为涪岸；由綦江入黔者为綦岸。省内各邑，则统名“计岸”，各岸皆设分局。于是，到了清末，四川省每年的盐税、正、杂等款，共收至六百三十余万两，财政得以充足。

　　商贸随盐而兴

　　四川总督丁宝桢改革盐政时，令总办赤水河盐运的唐炯治理赤水河，历时三年，花费白银两万余两，对茅台（今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至合江河口33处重点险滩、四十余处一般险滩以及多处零星沙碛进行整治。竣工后在吴公岩举行通船典礼，象征性地将三只木船拖过吴公岩滩。此滩因为部分为乱石所炸，使得滩坎更陡，水流湍急，航行危险。川盐运输到此处后，需要起坡走陆地，也就是用人力背盐运到上游再重新装船上运。

　　赤水河盐运量大，盐务部门、盐商及盐船船民对河道维修很重视，河工局管理人员由赤水县委派，岁修由盐商经办，范围包括上下游全境。到了民国时期，赤水河仍然是川盐入黔的主要通道。进口的货物除盐外，还有杂货、夏布、土布等，这些货物在赤水河上下游沿岸及附近的村落销售。

　　综上所述，曾经，盐运促进了泸州转口贸易、商业和交通的发展，而这些发展辐射四方又带动了川黔等地，这种影响和历史自信也应该一直延续到以后的城市发展中。在泸州市委党校搬迁后，不知还能否恢复曾经川盐总局的旧貌？我们借此机会呼吁恢复川盐总局的旧貌，展现泸州的历史沿革。（完）

编辑：成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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