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西南丝绸之路遗留在泸州的符号

　　编者按

　　2013年末，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志办公室在总第35期的工作动态中，专门针对如何进一步认识泸州历史上与“西南丝绸之路”的渊源，节选转载了泸州籍川内著名地方史专家赵永康先生的文章《探索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的遗踪》。

　　该文通过作者多年的实地考查和参阅大量权威史籍，提出始于2000多年前的汉代的“西南丝绸之路”与泸州合江的渊源，2000年在媒体上刊发后引起史学界和新闻界的极大反响。

　　2002年贵州日报全文转载、2004年该文发表在《成都理工大学学报》；在作者2009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我家江水初发源》一书，也将该文收录期中，四川省原人大常委会主任、《四川当代丛书》主编何郝炬，泸州市原市长先开金等为该书作序，给予高度评价。

　　新报今站在重新审视泸州悠久的地方历史文化与区或文化融入的角度刊发此文，旨在推动我市发掘和利用好泸州的历史文化财富，对建设旅游文化产业有着积极意义。

　　“汉家符节古江邮，一水行商出贵州。”贵州、云南出产的铜、铅、木材和大宗山货土产，历史上年年在赤水河与长江汇合处的四川省合江县（港）中转，盐米布帛和其它物品，年年从合江运往贵州。这条在历史上被称为古“牂牁道”的商路，早在两千多年以前的汉代，就已经由汉武帝派遣的使者唐蒙开通了！

　　唐蒙出使南越国，番禺（今广州）城里的南越王，用一种叫做“枸酱”的食品款待他，说是从四川运去的。归来，他向朝廷报告四川到番禺有路可通，汉武帝便任命他为中郎将，开通这条道路，以便一旦有事用兵，从蜀中征集的部队和军用物资，可以迅速运抵南越。公元前135年，唐蒙率领“士卒千人，重食（运输队）万余人”，携带大批物资、珍宝，从合江县的南关上（当时叫做符关）出发，浩浩荡荡，沿赤水河谷上行，进入贵州牂牁（今遵义一带）地区，开展盛大规模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活动，劝说不知“汉与我孰大”的夜郎王多同与且兰国等其它少数民族邦君，归顺汉家王朝，接受中央政权的管辖和统治。这就是千古传为美谈的“唐蒙通夜郎”。

　　两千年贸易交流，两千年经济发展，沉淀为厚重的文化和历史，成为合江和黔边人世代开发不尽、享用无穷的资源和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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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赤水河边密溪园艺场开荒出土的第一具汉棺（后来编为第9号）

　　透过汉棺看合江

　　汉棺为合江人找回了一个失落的文明，重现了他们永远值得为之骄傲的那个古老而辉煌的世界。

　　合江人是茫然而不知所措地闯入这个世界的，1970年，赤水河边密溪园艺场开荒出土的第一具汉棺（后来编为第9号），干脆就被用来装猪饲料了。

　　1980年代，随着新编《合江县志》工作的开展，神臂山抗元古城“老泸州”的考察，四川省和原宜宾地区的文物主管部门，对合江县刮目相看。泸州市重建为地级市以后，这个县的文物工作进一步开展起来，1984年，在县城里的张家沟崖墓，出土了合江县1号汉代画像石棺。这是一具2.2米长、0.62米宽、0.79米高的庞然大物，棺头前档，镌刻模拟生人建筑的双阙，表达了期望墓中人能够升入天堂的意愿；后档，是人首蛇身、分别手托日、月，规天矩地的伏羲、女娲交尾之图。棺的A侧，是《青龙白虎戏璧图》，青龙在左，白虎在右，各自伸出右手，紧紧抓住一枚圆圆的“玉璧”的绶带足，并把这枚“玉壁”合含在嘴里。古代巴人有以龙为图腾的部族，而开明氏的蜀国，又是以虎为图腾的。如果说壁作为宝器，是政权的象征，那么，这幅《青龙白虎戏璧图》就反映了巴、蜀两国民人经过长期的经济社会文化交流，希望联合和统一的心愿。更令人惊喜的是，棺的B侧，刻的是西王母坐在一具形如弯月，高高翘起、已被合江县文物工作者命名为“龙虎座”的载体上。她头戴山字冠，两边夹腾双翅，双手笼袖，平置胸前。座下左面是龙，头生双角，张口吐舌，二足而三爪；右面是虎，竖耳咧齿，令人震怖。古籍《穆天子传》上说，周穆王曾经同这位女神仙共乘龙舟，浮游四荒八极。据此，这方图案所刻就不应是“龙虎座”，而是“龙舟”。龙舟为什么要刻虎？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古人为了行舟安全，往往在船头画为能够辟邪除怪的种种鸟兽之形。龙舟画虎，也是有之。御龙而行就是乘龙舟，早在七十年前，可敬的闻一多教授就在他著名的《伏羲考》里说过。这幅图案，称之为《王母御舟图》或者《王母龙舟图》，也许更为准确。合江县2号汉棺的A侧，也有这种王母御舟的图案。

合江境内发掘的编号10的汉代摩崖石像

1984年，在县城里的张家沟崖墓，出土了合江县1号汉代画像石棺

　　15号汉棺的A侧，从左至右依次刻就灵芝、西王母、东王公、蟾蜍、九尾狐和三足鸟（青鸟），笔者不揣冒昧，试名之为《王母王公六博图》。图中，西王母和东王公席地对坐，为“六博”之戏。灵芝是西王母掌管的不死之药，青鸟和蟾蜍九尾狐等等，都是传说中西王母的珍禽异兽，其中，青鸟是她与周穆王之间的信使。《山海经》说：“西王母岁登（神鸟）翼上，会东王公”一次。以雀为桥，与牛郎织女岁渡银河的传说十分接近。这些，都与江河有关。

　　古代交通，主要依靠水运。合江县地当长江与赤水河汇合之口，是水上交通出现和发展得较早的地方之一。《王母御舟图》和《王母王公六博图》这两幅汉棺画像石告诉我们：汉代合江，水运就已经很发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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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合江县出土的2号（上图）和3号（下图）汉代画像石棺，目前陈列在泸州博物馆

　　1987年合江县出土的2号和3号汉代画像石棺，已被运到泸州陈列起来。在2号汉棺形象生动、画面精美的夫妻《相欢图》上，竖行两排刻就“东海太守良中李少君”9个汉隶铭文。汉棺铭文极其少见，文中“东海”二字，就更令我大吃一惊！泸州古名“江阳”。然而，千百年来一直被散刻在《史记》正文之下，与《史记》一起刊行的唐人司马贞《史记索隐》，却说是：“江阳，县，在东海。”唐代的东海郡，地在今日江苏省连云港市的海州镇。泸州怎么能跑到江苏去呢？但是，与合江县连界的江津人、北京大学王利器教授，人熟地熟，却也持这样的说法。过去，四川地方史学者以为这是无稽之谈。现在，这具出土汉棺铭文揭示，“东海”与西汉“江阳县”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汉代的江阳县，管辖今日沱江流域从内江、自贡直到泸县；长江流域从江安、纳溪、泸县直到合江；以及赤水河中下游的茅台、仁怀、习水、赤水和合江诸县。《太平御览》记载：“泸州，春秋战国时郡。”说早在那时就已建置为县。证以这通汉棺铭文，汉代的“东海”是否就是“江阳”？汉景帝封苏嘉为“江阳侯”之前，江阳这块土地，是否已经建置为“东海县”？如果确是这样，泸州的建置时间，就要再往前推移几百年了！

　　合江汉棺图案之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人首蛇身、分别手捧日月，规天矩地的伏羲女娲交尾之图。这种图案，可敬的闻一多先生早就进行过考释，不足为奇。但是，其中一具前档所刻伏羲、女娲既有双脚，又有蛇尾，而且尾不相交，这就有待古史辩学派和考古学家们研究了。

　　4号汉棺的B侧，从左到右，依次刻为蟾蜍、玉兔、九尾狐、3只脚的青鸟和1个鱼头3个鱼身的的“三尾头鱼”。左侧上方，还有另外1只雀鸟高高飞翔。所有与西王母传说有关的珍禽异兽，都刻在同一幅图案上。与14号（宋）棺前档的《羲和举日图》和后档上的《羲和托日图》，都是极其珍贵的文物。

　　合江汉棺是艺术和文化的高度统一，再现了汉代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蜀中文物专家高文先生连声称赞。县文化馆馆长王庭福同志说，他们随机抽取一具画像的拓片送交鉴定，国家文物局就定为最高档次的“国家一级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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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地理》杂志2009年2月号刊

　　西南丝绸之路的再认识

　　事物总是从量变到质变的。1980年代中后期，合江县一口口汉棺相继出土，王庭福同志认识到，这些精美绝伦的画像石，是合江人的珍宝。他带领全馆同志到处搜寻，克服重重困难，从四面八方把这些画像石棺征集起来。经过他与全馆同志多年持续不懈的努力，现在，全县发现和已经发现还未正式发掘的画像石棺，已近百具。他们出钱雇请民工，抬了24具回来。多了，就呈现统计规律。这些汉棺，大多出土在赤水河沿岸的二级台地崖墓里。王庭福同志说，这反映了一种“河流文化。”

　　考察这些汉棺出土分布，我注意到另外一点：它们主要是分布在两千年前唐蒙通夜郎的行进道路上！

　　蒙通夜郎所开通的“夜郎道”，是从合江溯赤水河进入贵州牂牁地区的夜郎国。从夜郎再转北盘江、红水河，出西江以向番禺（即广州），是汉代四川与南海（今广东一带）之间最便捷的通道。从合江到广州，史籍里称之为“牂牁道”。从番禺沿珠江出海，就是交趾（今越南一带）和印度了。

　　司马迁的《史记》记载：张骞通西域，在大夏国（今阿富汗）看到四川特有的蜀布和邛杖。归来，他向汉武帝报告说，身毒国（今印度）在四川与大夏之间，与蜀地相距不远，其间应有道路可通。从这条路经身毒去大夏，比从西北去便捷，也更安全。汉武帝派人从四川西东南北“四道并出，皆各行一二千里……终莫能通。”抗日战争时期，海外交通断绝，盟国援华物资运不进来，在那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川滇黔三省军民，用锄头和铁镐，挖通了从泸州穿过贵州以去昆明的川滇东路、滇缅公路和滇印公路。在这样的背景下，“西南丝绸之路”问题，一度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里说：“张骞事实上已清楚地知道，在四川和印度之间，通过云南和缅甸或者阿萨密有一条商道。”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旧话重提，开了很多研讨会，写了不少文章，1990年，由四川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为《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他们的意见，归结到一点，就是可敬的任乃强教授生前在这部论文集中所说：“从蜀西南经滇缅去印度，有一条原始的商道。蜀中方物曾由这条路输入印度，更远销阿富汗（大夏）和伊朗、伊拉克等半沙漠亚热带气候地区。”任先生是当代首屈一指的四川地方史权威，但对他的这一论断，我却未敢苟同。

　　首先，《史记》明白记载，“昆明”是氐羌的别支，居住在今日云南西部的大理、洱源与保山一带，西汉王朝虽然已在云南地区建置益州郡，但并未能控制滇西，汉使进入“昆明”族居住地区，便遭杀掠，这条道路“终莫能通”。尽管学者们反复引用《史记•大宛列传》和《华阳国志》特别是《高僧传•慧睿》等史籍材料，论证这条商路在张骞之前就确已存在，但总显得牵强。

　　这条商路虽不存在，而张骞在大夏国看到蜀布和邛杖却是事实。四川方物是从哪里运去的呢？从逻辑的推论出发，穿过合江和黔边的牂牁古道的可能性极大。这是因为：除去合江汉棺主要分布在赤水河上，其上多有《西王母御舟图》与《王公王母六博图》等等以外，古代商旅行人往来和物资运输，主要依靠水运，从成都经岷江到宜宾入长江，过泸州到合江转赤水河进入贵州，转牂牁江（即北盘江），再转红水河、西江，可以直到广州。从广州沿珠江出海到交趾和印度，一路水运，远比走从云贵高原翻山越岭、穿过缅甸而去印度，要方便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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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泸州城如今大门紧闭

　　这条“牂牁古道”，当时已由唐蒙开通，走这条路，遭受劫掠的可能性，远比穿越云贵高原为小。《三国志》和《后汉书》等史籍记载，东汉末年，中原战乱，白骨堆山，道路行人断绝。但是蜀中与南海、交趾之间通过这条“牂牁道”的贸易和交通却照样繁荣。晋唐时期，这条商路也继续存在，史有明文。

　　2000年2月23日，我和合江县的同志们一起，在川黔故道上的合江县榕右乡千佛岩上，发现了两龛左右并列、相距不到40厘米的摩岩。左边那龛，高约1.8米，宽约2.4米，分为上、中、下、三排，共刻17躯人物坐像，型制甚小，每躯高仅35厘米左右；右边那龛高约0.9米，宽约1.2米，龛中两躯人物坐像，高各约70厘米，形制远比左龛的人物为大。左侧那龛上方石岩上，一道圆柱形石臼遗踪宛然，启示人们，当年曾经竖有遮护造像不受日晒雨淋的蓬盖。年代既久，两龛造像的风化程度都已极其严重。左龛17躯的“头颅”，大多数已只剩身躯，其中有的显是人为破坏打掉的。细看龛中“人物”，只有几躯着僧衣，其余皆是世俗服装，非僧非佛。右龛右侧那躯造像，头部已被人揸掉；左侧坐像，头顶包头软巾，有宽大的软脚下垂，显是隋唐年间人所戴的那种“幞头”。幞头相传始于北周年间，有4条系带，两条系于脑后，另两条反系头上，曲折附项。最初，用软帛垂脚。隋代开始用桐木衬在里面，使头巾高高耸起。五代以后，又渐变平直。宋代，成为贵贱通着的的服饰，形制有直脚、局脚、交脚、朝天、顺风等多种。由于风化严重，“幞头”曲附于项的那两条巾脚，已经几乎看不清楚了。左龛那17躯，也有几个戴着这种“幞头”，但在“项”前系结，“眉清目秀”，显为汉族。上排最左一躯，双“手”合什，是个信奉佛法的俗家弟子；中排右三躯，屈膝盘坐而弹指，也是典型的佛家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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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商队人物群像》中的胡僧一

　　值得注意的是，中排左侧第二躯造像，“头发”卷曲，两“耳”分别垂挂粗而且大的耳环，身着僧衣，面貌依稀可辨，显是“胡人”（波斯或印度人）；下排右侧的第二躯也戴耳环，着僧衣，右肩袒露，也是胡僧。

　　两龛造像的头部与身躯长短成比例，刀法和刻工比较细腻，形象颇为生动，面部丰满，比较世俗化，特别是从服饰上看，初步可以认定为唐代年间所刻。我不揣冒昧，将之命名为《唐代商队人物群像》。

《唐代商队人物群像》中的胡僧之二

　　榕右乡在历史上叫做“木广场”，地当四川通去黔中的关津大道上。这龛摩崖《唐代商队人物群像》上有胡人，说明晋唐年间这条古“牂牁道”依然畅通。泸州城北70华里的玉蟾山上，有宋明年间陆续刻成的摩岩造像四百余龛，其中第16龛明代石刻《菩提树下悟道图》的图中“人”，明显可以认定是西方佛国印度之人。现在，合江又有唐代“胡僧”造像发现，再把近年合江地区大量出土的汉代画像石棺等证据联系在一起，我们也许可以说，古代胡人早已通过汉武帝使者唐蒙所开通的古“牂牁道”（夜郎道）进入泸州地区；这条商路，有可能就是学者们几十年来争论不休的“西南丝绸之路”。

《唐代商队人物群像》中的胡僧之三

　　我高兴地注意到，2000年5月，《羊城晚报》报道：从当地南越王宫殿遗址唐代断层上，出土了1枚大约5厘米高、尚未打磨完成的椭圆形象牙印章。在它的周围，还有一些象牙材料、水晶、玻璃珠等当时只能来自外国的文物。印章顶部，雕刻着一个人头像，从脸形和发式判断，明显是个外国人。古代中国印章，不是正方形就是矩形，只有西方国家的印章，才是刻为椭圆形的。考古学家认为，这是一枚中国工匠为外国人刻的印章，它反映了唐代波斯人在广州的存在。

　　新、旧《唐书》里，不乏关于外国胡人（主要是波斯——今伊朗，阿富汗诸国的阿剌伯人）在广州经商和居住的记载。这些不远万里而来的外国商人，必然是还要循着已由前人开通的商道进入中国内地，扩大他们的贸易的。合江县榕右乡发现的摩崖《唐代商队人物群像》，反映的或许就是外国商人和胡僧们沿着江河逆流航行，穿过夜郎，辗转进入合江县境内的情况。也就是说，所谓古代西南丝绸之路，就是汉武帝使者唐蒙所开通的古“牂牁道”（夜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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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今貌

　　开发历史文化资源宝库，芝麻开门！

　　如果确是这样，那么，从四川省的合江、叙永、古蔺向南，一直到贵州的遵义和安顺这片古夜郎国的土地上，地面地下，必然还有其它若干文物作为这条“西南丝绸之路”的珠丝马迹。探寻这些珠丝马迹，最后确定“西南丝绸之路”是否真的就是古“牂牁道”，肯定比学者们在书斋里坐而论道要准确得多。如果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真的就是古“牂牁道”，坐落在这条古道起点赤水河口的合江县与黔边诸县，就将成为举世嘱目的焦点，专家学者和旅游的人们，就会纷至沓来，从而为泸州、合江和黔边带来巨大的的经济效益，带来更多的商机。

泸县玉蟾山16号摩崖《菩提树下悟道图》

　　自贡恐龙化石反映了古老的地质年代；合江汉棺重现了汉代西南徼外地区经济与文化的辉煌。1998年，泸州市先开金市长、杨正康副市长到合江调研，了解到这一情况，立即批给专款进行保护，并且决定在当时正在修建的泸州市博物馆特辟展室，把汉棺运到泸州更好的保护起来。合江同志说要留在当地。先市长说，也可以。现在，合江县正在筹划建立汉棺文化博物馆。但是，像自贡市大山铺恐龙博物馆一样，这项工程太宏伟，意义也太重大，绝非合江和泸州地方财政所能承受。合江县筹建汉棺文化博物馆问题，应该和自贡的恐龙化石一样得到国家文物局的重视。泸州市里，应该尽快报请上级批准立项，拨款兴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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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蔺郎酒的源流，过去只追溯到宋代的“凤曲法酒”。1987年，王思铁同志曾经在《郎酒史话》书里提出：古蔺和贵州的仁怀、赤水、习水、茅台等县，历史上都产美酒，是“赤水河酿酒带”。这些地方，都在“牂牁古道”上。合江县赤水河边实录乡出土的10号汉棺A侧的《联璧宴饮图》里，一男一女相对而坐，女子头上挽髻，左手高擎酒杯；男子头上有冠，右手也举着酒杯。二人身后，各有一名待从。1987年，我在巴蜀书社出版的《泸州老窖史话》书中，曾经重新考释泸州市第9号汉棺上的《巫术祈祷图》为汉代巫师以酒为祭物、举行巫术仪式之图。合江县10号汉棺上的这幅《联璧宴饮图》，与同在赤水河上古蔺郎酒之间，也应有必然的联系。这种联系如果找到，郎酒的历史就可以再往前溯展两千年，对于郎酒的发展，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合江县汉棺画像石《联璧宴饮图》　（合江县汉棺博物馆提供）

　　盐井、恐龙和彩灯使自贡市成功地走向全国、走向了世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泸州和川黔边的合江、古蔺、叙永和赤水、习水、茅台诸县，应当通过开发历史文化资源，发展旅游产业，把这笔资源转化为现实的物质财富。四川和贵州正在开发旅游，使之成为新的支柱产业。合江县以其佛宝国家森林公园和其它众多的风景名胜，在泸州旅游发展战略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但是，平心静气地说，在云贵川3省都在大搞旅游产业的今天，只靠森林和自然风景，已经难以吸引游人。一个地方的旅游，要真正成为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必须要有与众不同的特色。泸州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叙永是四川省历史文化名城。历史和文化，就是特色，就是可以转化为现实物质财富的宝贵资源财富。（赵永康/文）

　　一次偶然促成的重大发现

　　《探索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的遗踪》一文诞生背景

　　新报记者  石光亮

　　2000年5月的一天，时任合江县委宣传部部长宋晓红（后任合江县政协主席）的电话，打电话给泸州地方史专家赵永康，说合江县荣右乡发现疑似川将“樊哈儿”族谱。

　　第二天，赵永康一行到合江，未果。返回途中，发行路边一处商队摩崖塑像中，有商人、读书人、胡人（印度人）。合江境内，怎么会有外国人？赵永康随即猜测，这些塑像有可能和“西南丝绸之路”有关。反复查阅史料，他认为这一假设合理。时任泸州市副市长的陈杰高度重视此事，召集有关方面开会，由泸州组织考察队，合江县负责后勤保障，邀请四川省社科院原副院长陈世松、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江玉祥、西师大历史地理所所长蓝勇、川师大历史学教授段渝、《四川省社科院》编审邹一清、泸州地方史专家赵永康等8名专家组成考察团，责成合江县委与贵州方面进行联络。合江县委当即委派时任合江县建设局局长的吴鹏权（夜郎更夫，西师历史系本科毕业生）带人前去贵州毕节、遵义、安顺地区进行了相应的联络，获得了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和上述三个地区的表态支持。

　　在市县两级政府及市内外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下，赵永康先生通过大量实地考证和查阅权威史籍，写出了《探索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的遗踪》一文。《贵州日报》随即也全文转载了赵永康的文章。后来，作者从学术角度改写成为同题的学术文章，发表在《成都理工大学学报上》（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上。

　　因有此文为佐证，2007年，合江县建成了“汉棺博物馆”。（完）

编辑：马庆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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