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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日报 发布时间：2014-03-27
题图：周亚秋 摄
农艺师正查看秧苗生长情况。
编者按：“田间地头春意闹，又到一年春耕时。”在我们享受颗颗粒粒的五谷杂粮时，可能早已忘记了在背后支撑粮食的种种。
近期，本报将推出春耕的一系列报道，通过对土地个案的解读；对农业科技的剖析；对农资、农产品保障的认知等，来回到最初的那片田野，找回在记忆中消失的土地。
25日，长宁县竹海镇的气温为9℃—23℃，湿度97%，早雾午晴。
连续阴冷了几天的天气终于要结束了。
今年的春天来得要比往年稍慢，春分已过了好几天，田里育的秧苗才刚从谷壳里钻出，新芽也只长到几毫米。
季节不等人，一刻值千金。“过了今天，苗子应该就长得快了。”竹海镇农技站农艺师孟毅说。
过去的“辉煌”
谷物的生长不停息，农业生产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脚步。
在20世纪80、90年代，我国著名的土壤科学家侯光炯教授在长宁县竹海镇从事了长达十七年土壤和农业高产研究，在这里创建了我国第一个自然免耕研究所，先后完成了水田和旱地自然免耕机理与技术的研究，这两项研究技术在南方十多个省区大面积推广，使粮食增产数亿公斤。
经历过忍饥挨饿年代的人对粮食作物倍感珍惜，这点孟毅深有体会，他从事农技也已经有27个年头了。“生在这片土地上，我有割舍不下的感情，看到秧苗成长，心里才觉得舒坦。”他说。
回忆起当初侯教授在竹海镇的科学研究，他眼神里满是自豪。“当时，我们竹海镇的农业技术和科技推广水平都走在四川前列。”他说，那时全国上上下下都在抓农业生产，过过苦日子的农民都有‘家中有粮，心中不慌’的思想，再加上侯教授带动，当地农民种田的积极性非常高。
由于对粮食的迫切需求，以往的低产水稻已经不能满足80年代农民的胃口，良种杂交水稻逐渐被人们接受，到80年代末期，已经占到了水稻总量的三分之一。90年代以后，长宁县的农业结构基本趋向于粮、猪结构，产量高、适应性强的杂交水稻这时已经覆盖了90%以上。
“那时我们农技站一个门面的杂交水稻种子销量都达到了每年四万斤，化肥每年可以销售300吨。”孟毅回忆，现在全镇十多家销售点加起来都没有以前的一半。
亡羊补牢 为时未晚
“仓廪实，人心安”，农资销量下降是一种趋势。
2000年以后，人们基本可以不用为衣食犯愁，大多数青壮年都从农业中抽身，转向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大量外移，农业生产自然就被搁浅，问题也就开始凸显。
劳动力减少，当年的“精耕细作”也就不复存在，以前的双株栽种变成了单株栽种。“人手多的时候，当然是要最大化的利用土地，但现阶段人力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只能‘懒种’。”竹海镇农技站站长陈伟说，针对这个问题，他们还专门推广了水稻抛秧技术，把秧苗直接“丢”进水田，不用弯腰扦插，节省了不少的劳动力。
“人走了，农家肥就开始严重不足，所以大家都开始使用化肥。”孟毅说，化肥使用不当导致了那时候的稻谷质量不高，稻米也就逐渐失去了竞争力。所以他们在2006年开始测试土壤的养分含量，开始了精细化配方施肥。
同样，在农药最初的使用上也面临着类似的状况。“这个还比较好，通过我们讲解，农民知道农药量多有害，都在进行控制。”陈伟说，他们为了建设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都在尽量采用物理防虫害的方式，最近推广的太阳能灭虫灯收效很好，一盏灯能辐射约20亩的面积。
稻米质量不高、农药用量都可以控制，但谷物的收成，却不好说。在竹海镇农技站几位资深农艺师的回忆中，几年前发生的一件大事让他们记忆犹新。2007年，竹海镇几十户农民买到了一批种子，使当年田间大面积绝收。“后来我们分析，可能是因为这批种子更适宜平坝地区生长，而且不抗稻瘟病，所以导致这样严重的后果。”农艺师们说，这给竹海镇的农技推广带来了一个沉重的教训，使得他们在工作上的思路开始有所转变。
为了保障稻种的优良，在酝酿了两年之后，竹海镇成功的把四川川种种业有限公司引进，开始了水稻制种。
去年，制种面积已经达到了200多亩。
未来的“心焦”
竹海镇共有22个村，有6个村在国家4A级旅游区——竹海内，是个名符其实的旅游大镇。山林竹木多，田地相对较少，产业结构以旅游和农业为主。
“由于前几年大力发展旅游业，所以对农业的重视程度弱了些，导致出现了‘山上热，山底冷’的局面。”竹海镇副镇长王小红说，到近三年，他们开始考虑将农业重新振作。
这22个村拥有耕地18105亩，水田占到了16719亩。也就是说，该镇的农业主要依靠稻米做支撑。想振作农业，当然得从主打的稻米入手。
去年，竹海镇在三个村开始实施“金土地”工程，着手建设农业基础设施。还将把“量酒专用粮”、优质大米和水稻制种发扬，也打算将土地规模化、集约化，最大限度加以利用。
打算归打算，但摆在面前的一个事实不得不让这些规划的实施变得困难重重。竹海镇利民村64岁的黄天万向记者算了一笔这样的账，他承包了20亩田，一亩田可以产1000斤谷子，一百斤谷子的收购价格在120元左右，一年下来20亩田的收入在24000元左右，除去种子、化肥、农药的开支和人工成本，还有购买农具的费用，他们的纯收入只能占到三分之一。“种田没意思，我们的年龄到这儿了，外面打工别人不要，就只有回家种田。”他感叹，我们的下一辈都不愿意去做了。
“纯收入三分之一是一个比较乐观的数字，在偏远的地区有些农民甚至倒贴。”孟毅说，目前他们也正在研究对策，希望国家也有相应的政策来扶持。
土地能否坚守住，还需要更多力量支持。
二十年后，谁来种田？
□周亚秋
面朝泥土背朝天，辛苦操劳一年的收入还不如外出务工两个月的工资，这已经很清楚的说明了为何更多农村的年轻人想法设法要“走出去”。更好的生活条件和优越的工资待遇成为主要吸引。
目前，60岁左右的老人成了农村主要的劳动力，但我们也要看清楚一个这样的事实：这样的劳动力在逐渐老去。
当老农向记者表明“种田没意思”的时候，眼神里充满无奈。在山区的农村，能将几十亩土地集中在不远的区域内已经实属不易，他做到了通过集中土地来节约成本，但却也把种田当作无奈之举。采访时，有附近的村民向老农开玩笑，“你都说不行，那我们呢？”
老农之外，还有规模更小、地势更偏远的地区，他们从种田里更找不到希望。没有希望，就没有实践的欲望，中老年人如此，年轻人就不用说了。
竹海镇的农民是全国大多数农民的缩影，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在面临“增产不增收”的难题，收入上不去，积极性更上不去。十年、二十年后还有谁愿意来种田呢？（记者 周亚秋）
编辑：马庆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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