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迹杨慎《滇程记》竟有南丝路点点迷踪

　　编者按：明代第一才子杨慎与泸州渊源颇深，相传泸县玉蟾山“金鼇峯”三个大字正是杨慎所写，然而，不少人也对此提出了质疑。酒城新报上期（255期）即刊载《泸县玉蟾山“金鼇峯”究竟谁人所书？》一文，通过探讨杨慎与泸州才子曾少岷的君子之谊，解得这一谜。在此前的报道中，曾提及杨慎谪戍云南途中所著《滇程记》，西华大学范佳女士从大量研究中，发现了该书众多信息与南方丝绸之路（简称“南丝路”）的古道线路走向有诸多关联，本期报道将为您揭晓其间关系。

　　众所周知，明代第一才子杨慎因“大礼议”事件而充军地理位置偏僻、环境恶劣的云南永昌（今保山），完成记录贬谪途中一路历程的行记之作——《滇程记》。作为西南地区地理记行的重要文献，《滇程记》保留着大量西南地区交通往来的步行路线、驿站等信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西华大学范佳女士长期从事南方丝绸之路国内文献整理研究工作，她认为，《滇程记》中的大量信息与南方丝绸之路的古道线路走向等形成印证与补充。

　　勤著《滇程记》

　　谪戍期间，除因病、父亲过世、妻子过世等原因辗转回到四川新都，晚年在江阳（今泸州）生活过一段时间外，杨慎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云南度过，因而对云南文化相当熟悉。天启《滇志》凡例曰：“庄介（杨慎）尝记《滇候》《滇产》《滇载》《滇程》矣。《滇候》不传，《滇产》录于庄介里，年久散佚，今《滇载》《滇程》固在，皆为全滇说也。”

　　《滇程记》见于《近古堂书目》《千顷堂书目》《明史·艺文志》诸书，《绛云楼书目》著录《滇略》、《红雨楼书目》著录《滇程记》亦载之。《四库提要》论及《滇载记》时这样记载:“《滇载记》旧本曾与《滇程记》合为一篇，则二记应有合刻之本，惟不知为何人何时所刻”。据谢国桢先生《明清史谈丛》记载，此合刻本为明万历三十三年乙巳(1605)刻，黄棉纸印本。板心高19*7厘米，广12*2厘米，每半页9行，行大字19字，小字双行，行亦19字，为杨滇之孙杨宗吾校刊《杨升庵著述十种》中的两种。

　　正如杨宗吾《滇程记·跋》中所言：“此先太史公谪戍永昌，述征叙行，而题之为《滇程记》。观其所纪，大言言山川、小言言花鸟，余言及风物，因录而梓之家塾。”《滇程记》内容包括沿途风土民情、山水游记、沿途驿站、行经线路、路程安排等，其中在云南境内用墨颇多。

　　此外，云南在当时属偏僻之地，山川险要，路途艰难，除当地人外，外来文人墨客留下的相关游记资料并不多，而杨慎以其外来之客的独到眼光，结合对当地的深入探察，以亲身经历完成《滇程记》，生动详实地记录了云南与外界相连的多条线路。由于杨慎多次辗转于云南、四川、贵州之间，对相关山水、驿站、风土也有所记录，对后世研究明代滇、川、黔多地的山水民情都有重要意义。

　　早期对外交流

　　南方丝绸之路指从成都出发、经云南出缅甸，横贯东南亚、南亚，直至中亚到达欧洲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通道。永昌位于云南西南，与缅甸接壤，是西南地区通往东南亚的必经之地，也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同时，无论从中原何地进入云南前往东南亚，大理都是必经之地，也是杨慎诗文中出现最频繁的地理坐标之一。

　　南方丝绸之路早已存在。通过研究中外古文献，范佳发现先秦时期中国西南与缅甸、印度和中亚就已存在以商业活动为主要内容的交通线。在对考古新资料进行分析后，范佳还发现，商周时代中国西南与印度的交通就已明确存在，并且通过印度至中亚、伊朗和西亚的交通线，吸收了近东文明的若干因素。

　　四川、云南经南方丝绸之路与东南亚、南亚发生经济文化交流的考古、文献资料不胜枚举，贝币就是证明之一。贝币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货币形式，在南亚印度的使用历史悠久。范佳阅读相关历史资料得知，由于云南、四川地区与南亚的经济互动关系，贝币在云南、四川地区都有大量流通，云南许多地区直至明清时期都以贝币为主要流通货币，杨慎曾在其文中记录自己使用贝币购买书籍的经历。贝币在三星堆遗址中大量存在，同时期的云南考古发现中也数量可观，因此，范佳认为，这足以证明早在公元前数千年，云南、四川已经与东南亚、南亚存在经济文化交流。

　　中国西南地区出土来源于印度地区的白色海贝，四川广汉三星堆，眠江上游茂县石棺葬，云南大理、楚雄、禄丰、昆明、曲靖珠街八塔台和四川凉山州西昌的火葬墓等都有海贝踪影。范佳发现，将这些地点连接起来，正是中国西南与印度地区的古代交通线路——蜀身毒道。

　　此外，文献中关于南方丝绸之路经济贸易交流的记录，最为研究者所熟知的便是《史记》中关于蜀布、邛杖的记载。《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史记·大宛列传》又记载：“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

　　这两段文献所包含的信息就是，张骞在大夏（今阿富汗地区）见到了蜀布、邛杖，惊讶于在中亚地区竟然见到中国西南地区的商品，于是问其来处，得知这是印度蜀商贩卖而来。

　　四川的商品在西南地区辗转到达印度，四川的商人同时也在印度从事经济贸易，最后，商品经过买卖到达中亚地区。这一传播路线正是南方丝绸之路的大致走向。因此，张骞所发现的蜀布之路正是南方丝绸之路在文献记录中的最初呈现。

　　线路走向印证

　　杨慎因从京城出发，《滇程记》便简要叙述从中原到达云南的3条路线：自邛、雅、建昌、会川渡金沙江入姚安、白崖曰古路，秦常頞略通五尺道，汉武侯南征乃大辟焉。起泸州，溯永宁，走赤水，达曲靖，曰西路。出湖藩，转辰、沅，经贵州，曰东路。

　　南方丝绸之路的完整线路是从成都出发，自古入滇主要有3条道路：灵关道(川西入滇)、五尺道又名石门道（昭通入滇）、胜境关（由黔入滇）。综合二者路线走向来看，除从成都出川一段杨慎没有提及，从川入滇的线路与南方丝绸之路的走向完全一致。

　　五尺道： 

　　《滇程记》所记载第一条线路为五尺道，按照杨慎的说法，应该经四川邛崃、雅安、会理渡过金沙江到达云南楚雄、白崖。但范佳认为，杨慎此处将古五尺道与灵关道混淆。

　　五尺道又称滇僰古道、僰道，为连接川滇汉人与古僰人而修建，是连接四川、云南与内地最古老的官道。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有效控制夜郎、滇等地，派遣将军常頞率军对古僰道进行拓宽和加固。可见这条古道早已存在，是早期西南地区通往东南亚、南亚的重要通道，也是南方丝绸之路对外贸易、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僰人”最早见于《吕氏春秋·恃君览》：“氐羌、呼唐、离水之西，僰人、野人、篇筰之川，舟人、送龙、突人之乡，多无君。”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也有记载，为早期中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之一，后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消失于人们视野。川南宜宾为古代僰人聚居地，老城区一度为其族所建“僰侯国”都会，今在宜宾市区下江北白沙湾镇的“古都会庙”，又叫“僰侯庙”，是这一久远历史留在宜宾近郊的唯一遗迹。

　　据考证，现存五尺道主要位于四川宜宾和云南昭通等地，极少数古道在筠连塘坝至今还发挥着作用。现残存五尺道长约350米，道宽5尺，每级尺阶宽窄高矮不等。几年前，在川滇交界的筠连县武德乡“幺店子”一带，发现一处长约200多米的秦“五尺道”，其中保存较为完好的一段长50多米，宽约2米，为典型的秦“五尺道”遗迹，由石灰岩石板铺就，历经沧桑岁月的洗礼后，留下的骡马印痕和人行痕迹等仍清晰可见。

　　至汉代，“五尺道”称为“僰青衣道”：由蜀出发，沿青衣江而下，经过夹江至乐山，又循岷江而下至僰道。青衣道至宜宾后分途：一为南夷道，即从僰道继续南行至夜郎（今贵州安顺）地区，再往南可至今广东南海；另一条连接秦“五尺道”，通往滇池地区。汉武帝时唐蒙又“凿石开阁，以通南中”，将五尺道加以整修扩建，形成由僰道南下，过石门（今云南盐津豆沙关）到朱提，然后经由味县，到达滇池地区的官道。因这条道路以朱提为枢纽，又称朱提道。

　　综上所述，范佳认为，五尺道北起宜宾、南至曲靖，途经盐津、大关、昭通、威宁、鲁甸、宣威等县，与僰人曾生活的川南宜宾地区密不可分，而并非如杨慎所记是经邛崃、雅安和会理进入云南之道。同时，汉魏时期诸葛亮南征之道与秦始皇时期常頞开辟之道走向也完全不一。

　　灵关道：

　　公元前135年，汉武帝令司马相如经略西南，开凿灵关道，《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使略定西南夷，邛、莋、再、駹、斯榆之君皆请为臣妾，除边关，边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牁牂为徼，通灵山道，桥孙水，以通邛、莋。”从成都出发，经邛崃、青衣名山、荥经、汉源、越西、西昌、会理，渡金沙江进入云南，至大理，到保山，再到密支那或八莫，进入缅甸和东南亚，最远达到印度和孟加拉地区。这便是南方丝绸之路从川西入滇的线路。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灵关古道全线贯通。这条军事、商旅主道，西汉称为零关道，东汉称牦牛道。

　　蜀汉建兴三年（252）诸葛亮南征，路经此道，为便于行军和粮秣运输，对灵关古道作了整治和维修，使之更畅通，故此道又名为“孔明鸟道”。所以，杨慎在《滇程记》中所述：“汉武侯南征乃大辟焉”，即是指诸葛亮经灵关道南征西南夷一事，但却误将灵关道与五尺道混淆。

　　方国瑜先生在《云南史料丛刊》中对《滇程记》“武侯南征”一段注释曰：今蜀碉门有大相公岭、桐槽驿有小相公岭，皆因武侯得名。姚安有诸葛营。白崖旧名昆弥，武侯军次白崖川，斩雍闿，遂渡澜沧入永昌。永昌城外七里有村曰旧汉，其人言语衣服皆类蜀人，盖征南留居者也。

　　大相岭古时称邛笮山，后又称泥巴山，《山海经》称崃山，《华阳国志》叫长岭。据《一统志》记载：“大相公岭在雅州荥经县西一百里，相传诸葛公征西南夷经此。上有诸葛庙。”又据《诸葛亮集》引《太平寰宇记》记载：“相公山，汉相诸葛亮常驻兵于此。”将山名改为相公山，主要是纪念诸葛亮对灵关古道进行了改建。正如方国瑜先生所说，在南方丝绸之路的灵关道一线，有许多与诸葛亮相关的传说和遗迹。

　　位于小相公岭南麓的登相营，相传也是诸葛亮南征途经之地，曾驻扎军队于此，诸葛亮登上此地检查军情，故此得名。登相营是南方丝绸之路灵关古道必经之处，自古以来具有重要军事地位，是驻军的绝佳之地。诸葛亮南征后，登相营又历经修缮，至今留存的主要是明代的驿站遗址。登相营驿站始建于明代初期，明成化二年（公元前1466年），宁番卫（今凉山州冕宁县）建成“三关、两营、七堡”屯兵护路，从此正式屯兵，直至清、民国均为屯兵之地。民国时期，登相营曾繁荣一时，分为上、下北街，房屋沿街而建，常年马帮不断、商贾云集，日均客运量最多时达到3000人次。此外，灵关古道往攀枝花、大理、保山、腾冲一线，也现存有多处诸葛营遗址。

　　此外，在南方丝绸之路的灵关古道往攀枝花、大理、保山、腾冲一线，也现存有多处诸葛营遗址。方国瑜先生提及的楚雄姚安诸葛亮遗址只是其中之一。白崖位于今天大理凤仪附近，在南方丝绸之路的行经线路是沿大理进入永昌。所以方国瑜先生提到的在永昌城外古村落的旧汉，还保留蜀人的语言和衣着，疑为诸葛亮南征留下的蜀人聚居。

　　综上所述，范佳得出结论，南方丝绸之路之灵关道与诸葛亮南征线路相互交织，留下众多可供参考的重要遗迹，同时也清楚勾勒出南方丝绸之路灵关古道的线路走向。（新报记者  梁单）

编辑：成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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