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城新报融渝：泸州向东（上篇）

重庆地标建筑之一重庆市人民大礼堂（资料图）

　　编者按：一条长江，蜿蜒出两座城市的前世与今生；一盆火锅，翻滚着两座城市的火辣和耿直；一座是500万人口的地级市，一座是拥有3000万人口的直辖市。

　　泸州和重庆一衣带水。

　　作为“成渝经济圈”的重要一极，泸州向东、主动融渝已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良机。为此新报特别推出这组上、中、下三篇报道，通过历史、地域、民俗、文化、名人、交通、产业等方面，解读泸州与重庆的双城情缘，分析泸州依托重庆发展的契机。

　　历史轨迹：天生重庆 铁打泸州

　　泸州城东南33公里弥陀镇大江对岸神臂山上，屹立着一座700年前的古堡，这就是南宋末年的抗元名城“神臂城”。同样的时代，今重庆市合川区钓鱼山上，也有一座欧洲人称为“改写了世界历史”的古城——钓鱼城。   

　　两座曾经厮杀喧嚣的山城，在700年后的今天都变得平静下来。但当我们拨开历史的尘雾，走进他的深处，依然感受到那种在民族危亡时刻迸发出的存亡继绝的精神。

　　在持续半世纪的宋元战争中，这两座山城为世人所牢记：钓鱼城，因为它的存在，击毙了蒙古大汗蒙哥，迫使进军欧洲的蒙古部队回师；神臂城，因为它的存在，坚守住了钓鱼城的上游屏障，成为宋元之间长达五次反复争夺之地。由此生出两城谚语：天生重庆、铁打泸州。

　　神臂城拱卫钓鱼城

　　1259年,蒙古第四任大汗蒙哥率军征蜀，兵败合川，死于钓鱼山下。从此，蒙古军队视钓鱼城如眼中钉，反复攻打。为了拱卫钓鱼城，泸州神臂城以其敢于担当、不怕牺牲的民族大义，阻挡着从长江上游顺水合围重庆的其中一路蒙军（另一路蒙军自嘉陵江顺流而下）。

　　泸州这座城依山而建，山如神臂，伸入大江之中。江水自北而南，再向东流去，在山边绕了个70度的大弯。江中巨石捍利，险滩密布，堪称水上要塞。神臂城城坚如铁，在南宋末年曾经多次抵挡蒙古军队的进攻，为策安全，泸州及其所属的潼川路的治所都搬迁到了神臂城中。

至今仍旧保存完好的老泸州神臂城城门（资料图）

　　钓鱼城名享大欧陆

　　合川钓鱼城，位于重庆合川区合阳镇嘉陵江南岸钓鱼山上，占地2.5平方千米。山上有一块平整巨石，传说有一巨神于此钓嘉陵江中之鱼，以解一方百姓饥馑，山由此得名。钓鱼城峭壁千寻，古城门、城墙雄伟坚固，嘉陵江、涪江、渠江三面环绕，俨然兵家雄关。

　　从公元1243年到1279年，南宋合州军民在守将王坚、张珏的率领下，凭藉钓鱼城天险，“春则出屯田野，以耕以耘；秋则运粮运薪，以战以守。”而大汗蒙哥（元宪宗）、总帅汪德臣、东川统军合剌、四川总帅汪惟正等80多名叱咤风云的蒙元将领，视钓鱼城为“弹丸”之地，围城强攻。双方于此殊死搏斗，浴血奋战，历经大小战斗200余次，共同创造了钓鱼城36年之久的攻防战争——这一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奇迹。并以“蒙哥大汗战死钓鱼城下，蒙古汗国不得不从欧亚战场撤军”的史实而闻名世界。

　　钓鱼山变成钓鱼城是在十三世纪，依山筑城，是战争的需要，这不是一次短兵相接的战斗，也不是一次一两年的战争，而是持续了整整36 年的攻防争夺战，这不仅仅是南宋王朝与蒙古大军之间的一场生死决战，而是改变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战争——钓鱼城之战。

位于合江县焦滩乡的老泸州神臂城遗址

　　蒙军突袭占泸州

　　260年忽必烈即帝位，建立元朝，仅能对蒙古原来占领的川北、川西地区维持防守，暂时无力兴兵威逼重庆。在合州战役中立了大功的名将刘整，因为是来自金朝统治区，非但没有论功行赏，反而被排挤到了泸州，担任潼川路安抚副使。刘整到了泸州，在得知有人在继续加害于他后，遂暗中派人到成都，向驻守在城内的蒙古军送款求降。

　　1261年夏，在刘整的向导下，蒙古军突临神臂城下，占领了泸州。驻在城里的南宋军政官吏们，被召集到公堂上，刘整当面胁迫他们表态：“愿意为南宋尽忠的站在东边，愿意为元朝效劳的站在西边。”可怜堂堂大宋王朝，平日高官厚禄招军养卒，而今刀斧在前，27员文臣武将竟然整整齐齐地站在西边去了。只有一个不知姓名的户曹小吏，巍然东立，以身殉宋。其他不在场的官员，因为不甘屈膝，不是惨遭杀害，就是全家阖门自尽。

　　接着，刘整准备奉降表，将潼川路所辖15郡、30万户献给元朝统治者。当时，在神臂城中有一个很有名望和文学才能的人物，他就是外地来此避乱的闲官许彪孙。罢郡奉祠的许彪孙，为躲避战乱，举家从简州迁到神臂城上。在得知刘整要他草写降表的意图后，义正词严地拒绝了。他对来使说：“此腕可断，此笔不可书也！”为了不辱朝命，许彪孙身着朝服，跪拜天地祖先，然后率一家老幼十口，由少而长自绞而死。

　　渝泸合力收失城

　　刘整降元后，边报传到临安，震惊了南宋朝廷，宋廷即派重兵把神臂城团团围困起来。在众寡难敌的形势下，1262年初，刘整随蒙古军从泸州撤离，神臂城再次为南宋收复。神臂城在坚守了十多年后，至1275年六月，在南宋守臣梅应春的出卖下，又一次被元军占领。神臂城再度失守后，元军顺流直下，一路向南宋四川军政大本营重庆杀去，只留下少数蒙古军将领、家属及伤兵驻守城上，内部十分空虚。

　　不甘心屈服蒙古统治的泸州有识之士，决心利用这个机会，一举收复神臂城。发起这一壮举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一个叫先坤朋，家住神臂城南岸的黄氏坝上；一个叫刘霖，邻郡永川人。他们一起商议自保家乡计划是，由先坤朋留在神臂城中做内应，刘霖自告奋勇到合州去搬救兵。刘霖不辞千辛万苦，只自身来到钓鱼城，向守将张珏献计搬兵。张珏为他的诚恳态度所感动，派遣部将赵安、王世昌等人，随刘霖一道，带领步卒，兼程潜行，向神臂城进发。

位于重庆市合川区的钓鱼山上的古钓鱼城（资料图）

　　五易其手拉锯战

　　1276年六月初三夜里四更，刘霖带领的钓鱼城救兵潜至神臂城下，遣敢死之士数十人，梯城而入。早已等候在神臂城里的先坤朋，纠集壮士，杀守门者，以为内应，遂破神臂门，接应援兵入城。宋军进入城内，鼓噪纵火，冲锋巷战，尽歼蒙古守军。神臂城的光复，打乱了元朝五路大军围攻重庆的部署，截断了元军的后勤漕运补给线，迫使其不得不从前线撤兵。一场即将降临在重庆城头的灾难，顿时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直到一年后的至于十四年（1277年）十一月，泸州神臂城才因弹尽粮绝，而被元军所攻占。

　　又过了一年（1278年），元军取重庆城，宋军败，刘霖同张珏死难于舟中。泸州治所也从神臂山迁回旧址。到下一年（1279年）的正月，合州守将投降，拱手把钓鱼城献给了蒙古统治者，至此四川全境归于元朝统治。

　　发生在700多年前泸州神臂城上五易其手的这场拉锯争夺战，将四川人和重庆人在历史紧要关头所迸发出来的那股存亡继绝的精神演绎得淋漓尽致，感人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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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码头文化：黄金水道上的重庆与泸州

　　万里长江是一条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历史上，四川、重庆与全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主要是通过这条黄金水道来实现的。作为长江上游两个最大的港口，重庆和泸州一直是巴蜀地区与下游诸省连结的枢纽之地。这种枢纽地位和经济上的辐射作用，随着1891年重庆开埠与轮船的通航，更加明显地展现了出来。进入现代，尤其显得突出和重要。

此图为1944年的重庆朝天门码头。1891年，重庆开为商埠，在朝天门设立海关。由朝天门码头顺江东下，经宜昌、武汉、南京到上海，全程2409千米；溯长江而上，经江津、泸州至宜宾372千米。（资料图）

现在的重庆朝天门码头，两江江水从左右向朝天门前的江中汇涌而来。

　　泸州曾归重庆府路管辖

　　重庆和泸州开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古老的年代。公元前316年，蜀国和巴国发生战争，巴人求救于秦，秦王派张仪、司马错攻灭蜀国，还师时顺手牵羊灭巴，俘虏巴王，“置巴、蜀及汉中郡，分其地为40县。仪城江州”，也就是现在的重庆城。这40个县的名称，只有19个流传了下来，其中虽然没有泸州（古称江阳）的名字，但从张仪自成都浮江而下，所到无不置县以及《太平御览》关于泸州乃“春秋战国时郡”的记载看，当时的江阳即使没有置县，也已纳入张仪开发的郡县版图了。

　　从张仪在江州（今重庆）筑城开始，长江便成为四川与下游地区的主要军事通道。秦王朝南伐荆楚的战争，不仅是从中原方向展开，也同时自巴蜀顺流而下。正是由于在这条战线上的连连得手，严重削弱并动摇了楚国的经济实力和基础，才导致了这个当时在南方首屈一指大国的崩溃和灭亡。这种以四川为战略基地，顺流席卷荆湖江浙的战略方针，千百年来，为历代兵家所反复运用。西晋“王浚楼船下益州”灭吴，就是其中最光辉的战例。公元１３世纪，蒙古军沿用这种方略从陕西南下进攻之际，南宋方面，就拼死固守四川，保障下游。正是由于泸州与重庆在军事上的联系是如此密切，所以，元王朝在平定四川以后，就下令撤消南宋王朝设在泸州的“潼川府路”，把泸州降格，划归重庆府路管辖。直到明代，泸州才又升格为与府同级的“直隶州”，从重庆府里划归四川行省。

　　重庆泸州被列为兵家重镇

　　重庆与泸州在军事上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在于它们共同屏障西川。古代“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从陕西方向翻越秦岭向四川进攻，是很困难的。所以，四川战略防御的重点，历来都放在抗击可能来自长江下游方向的进攻上。这样，夔门（今奉节县）、重庆和泸州，就分别成为了四川战略防御的一线、二线和三线。守住这三线，成都和川西北大片土地，就稳如泰山。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泸州和重庆才被历代王朝列为兵家重镇，派出猛将名臣前去驻守，以防变起非常。

　　泸州同时又是四川通去滇黔的咽喉孔道。历史上传为美谈的“唐蒙通夜郎”，就是从赤水河口的苻关（今合江县）溯流进入贵州，与当地少数民族同胞进行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从永宁（今泸州市叙永县）翻雪山关、渡赤水河，经毕节、威宁以向云南的川黔古道。直到民国年间，仍然是内地与云南、贵州之间的主要通道之一。

　　川滇缅公路保抗战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儿女在极其恶劣的劳作条件下，一锹一镐地硬挖出来的从泸州经昆明通往缅甸的川滇缅公路，大体上就是沿着这条川黔古道的走向修筑的。通过这条公路，盟国援华物资，才得以从海外经昆明转运到泸州城大江南岸的蓝田坝，再从这里转运陪都重庆和前方各地。这条公路和与这条公路相连接的长江水道，对于保证抗日战争的坚持和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水运河道流通货物

　　泸州坐落在这条川滇黔三省通衢大道的终端，当永宁河、赤水河、沱江与长江汇合之所，除去宜宾上游过境物资以外，沱江流域的大宗粮食、烟叶和糖、自流井盐，泸州长江以南直去滇黔数千余边面地区的大宗矿产、茶叶和山货土产，源源不绝地运到泸州转口集散。明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对于永宁河和清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对于赤水河的疏凿，进一步扩大了内地同滇黔之间的物资交流，大量的滇铜、黔铅源源不断地运到泸州，装满一支又一支船队，经由重庆转运出川。云南贵州需要的粮食、食盐和布帛等物资，也多由泸州转口运去。明代，为了保证戍守川黔古道明军的军粮供应，明确规定把重庆方向的部分粮食调运永宁，还允许重庆地区的盐商在永宁纳粮中引。

　　泸州商业繁荣一时

　　这种千百年自然形成的经济流向，使泸州逐渐发展成为四川南部和川滇黔结合部的经济文化中心、繁荣的商业城市和物资集散之地。早在北宋，泸州就已成为全国每年征收商税10万贯以上的26个城市之一，在四川与成都、重庆鼎足而三。进入清代，泸州市井就更加繁华，江上樯桅如林，亘绵十有余里，城内大街上，高竖青石牌坊，横额大书“川南第一州。”

合江人民集中去修筑川滇公路时留下的纪念碑 赵永康 摄

滇缅公路，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中的国际通道（历史资料图）

　　重庆开埠辐射泸州

　　尽管泸州繁华一时，重庆的辐射仍无日不在。特别是1891年重庆开埠，更加推动了作为物资集散大港的泸州的进一步繁荣。

　　1914年泸州创办轮船业，通航叙府至重庆，货运量逐年增长。轮船的通航，使泸州的经济形势产生了质的变化，过去的木船航运，主要是顺流运载，上水返航牵挽维艰，只能空驶或者运载极少货物。轮船通航，使得下游物资，特别是各种工业品与日用百货等商品，经由重庆大批量地运到泸州，再转运川南和滇黔各地，这不仅使泸州的经济辐射作用空前增强，辐射地区进一步扩大，更使泸州由过去以向重庆发运粮食与地方土、特、矿产为主，变为出口与从重庆进口工业品（再转运各地）并重。辐射方向由历史上的单向辐射为主，演变为双向的全方位辐射。江西、湖北等下游地区的商人，相继到泸州开行设号，形成了“江西帮”等实力雄厚的众多商团，其中相当一些巨贾豪商，拥资鉅万。

　　重庆开埠以后的光绪四年（1878年），四川总督丁宝桢改革盐政，在泸州设立川盐发运总局，统一办理川盐发运事宜，征收过境盐税。泸州地方财税收入大大增加，也保证了旧有民间木船比以前有更多的货物可运，从而使得木船运输业进一步繁荣。万里长江黄金水道上，轮船木船上下往来，熙熙攘攘。

　　“铁水分流”成为联接纽带

　　重庆的天府、南桐、永荣等大型统配煤矿，作为重庆和四川的主要能源供应基地，需要新的矿区接替和补充。泸州市的古蔺叙永地区，可开采煤炭的蕴藏量超过30亿吨，其中低硫低灰优质无烟煤超过总蕴藏量的60%。这是四川境内尚未大规模开采的最后几处大煤田之一。为此，泸州地方政府已经修建泸叙铁路、叙大铁路，在隆昌与成渝铁路接轨并且延伸到了古叙永煤田。

　　目前，泸叙铁路正在向贵阳继续伸展，这条把成渝铁路与贵昆铁路连接起来的新铁路修通以后，泸州和黔北、宜宾地区的古宋等煤田，就可以大规模开采，重庆、朱扬溪等港口负荷过重的问题，也有可望改在泸州港进行港口作业而得到解决，并在泸州港实现部分物资的“铁水分流”，重新发挥万里长江黄金水道的作用，使泸州重新成为滇黔边面地区的物资集散中心，重新成为重庆的贸易伙伴，并在几十年后的将来，成为重庆的主要原煤与电力能源供应基地。重庆的工业产品，也将更好地在泸州和泸州经济辐射区找到更广阔的市场。届时，长江黄金水道将会再次成为联结重庆与泸州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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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滇缅通道保障重庆物资中转

　　60多年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蹂躏我大地，残杀我同胞。泸州充分发挥后防重镇的作用，为保障陪都重庆后勤物资，全民抗战救亡，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蒙受了巨大的牺牲。

　　为抗日修滇缅公路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命令云南省政府，由中央拨款200万元，限期修通滇缅公路，打通国际通道以利抗日。”为了让这条公路与各战区连成一片。国民政府命令云南、四川两省“义务征工，限期完成”，修筑从隆昌经泸县、纳溪，至叙永县赤水河镇渡河入黔，绕道毕节、威宁进入云南曲靖以达于昆明、全程967公里的川滇东路。

　　当时，四川省第七行政督察区（第七区）专员公泸州署设在今日泸州城内，下领泸县、富顺、隆昌、合江、纳溪、叙永、古蔺和古宋8县。

　　川滇东路川境段全长272公里，从北向南贯穿泸州。第七区立即成立了由专员兼泸县县长程懋型为主任的泸县筑路委员会和川滇东路民工指挥部，组织勘测地形，设计确定线路。1938年2月，下令征发民工。各县接到命令，分别成立了以县长为总队长、建设科科长为副总队长的“筑路民工总队”。

没有压路机，大石成了压实路基的唯一工具；滇缅公路所需碎石，也是民工用锄头一锤一锤敲出来的。（历史资料图）



筑路工地没有机械，土石方全靠锄头开挖。这些土石全靠工人用双肩一挑一挑挑走的。（历史资料图）

　　满腔热忱干劲十足

　　出生前清年间，留学日本明治大学毕业归来的毛鸿开老先生，在其生前撰写的《川南民工抢筑川滇公路支援抗日纪略》中写道：“各县建设科长均带技士亲自上阵，一则加强领导，二则技术指导。路基完成，碎石铺好路面，各区、乡长也亲自到场，除对本路段直接指挥督促外，还和民工一起干活。所有住宿、伙食一切费用，由（各）乡自行解决，民工无工资津贴，只有饭吃。在动工修筑期中，正值严冬，而且在深山峡谷、悬崖绝壁危险地段，攀登开凿，放炮开石，稍有不慎，常有民工伤亡事故发生，真可谓前方流血，后方流汗。但是处在全民抗日救亡期中，民工们都有一片爱国热忱，深知后方多流一滴汗，前方少流一滴血。出于救亡为重，思想支持，干劲仍然很足。”

　　1938年7月1日，川滇东路泸隆段建成；1939年12月19日，川滇东路全线通车。

　　攻坚克难保运输

　　为了保证这条战略大动脉畅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运输管理局建立了川滇东路管理局。这个局的第四运输处泸县分处设在蓝田镇，管辖从泸县小市至云南省曲靖路段。轮船摆渡，平水季节也要20分钟；沱江渡口人力牵挽，就更困难。候渡的汽车，一排就是几千米。渡口工人夜以继日进行摆渡，竭尽全力把盟国援战物资发送重庆。

　　仓促修筑，公路质量不高，车辆通过又特别频繁，养护难度很大。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公路管理总处处长的赵祖康解放后回忆说：包括川滇东路在内的后方公路，较能担负繁重的运输任务，是养路工人辛勤劳动，努力养护所取得的结果。

　　当时，出海港口遭受日军封锁，川滇缅公路成为我国唯一的陆上国际通道，海外战略物资主要经由这条公路运到泸州蓝田坝转运全国。根据台北“四川文献研究社”出版的国民政府国史馆周开庆教授《民国川事纪要》的不完全统计，计有汽车1万余辆，战略物资49万多吨，燃油20万吨，武器弹药20万吨，绵纱布匹3万余吨之多。四川、贵州数十万吨桐油、猪鬃、钨砂和锡锭等物资，也通过这条公路出口国外。（未完待续） （特约撰稿人 陈世松 赵永康 苏东来）

编辑：马庆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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