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化巨人杨慎 创造史上三大神话

　　编者按：近日，实施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领导小组会议上，对首批四川历史名人复选名单进行了审议，杨慎等10位四川历史名人最终入选。杨慎是明代颇负盛名的学者和文学家，他在文学、哲学、史学、音韵等方面成就卓著。然而，杨慎大半生流放云南，踪迹难明，后世惊叹其思想贡献和学术成就，但对其历史定位与评价难免千虑一失。究竟他的著述有几多，理应享有怎样的历史定位与评价？酒城新报本期将从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祁和晖对杨慎的研究中，窥得一斑。

　　提及“明代三才子”之首的杨慎，祁和晖教授总是赞扬不已，她这样评道：“杨慎创造了中国文化史、中国古代学术史、中国科举史上的三大神话，他是有明一代文化巨人。”

　　生涯多舛  评价有憾

　　综杨慎生平“时、空”二维要点，祁和晖教授认为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六处基本地域。

　　第一阶段即1至23岁求学、应举、成婚有室时期，此期其活动区域为北京及故乡新都、成都。升庵出生于北京，12岁丁母忧始回乡。16岁返北京。20岁回蜀入县学准备应乡试，同时娶礼部侍郎王溥之女为妻，年底返北京。21岁四川乡试第三名，在京应会试，拟取为魁甲，因偶然因素（试卷被烛花烧残）落榜。

　　第二阶段为24岁至36岁。24岁北京会试第二名，接着殿试钦点第一名，进士及第，世称杨状元，入翰林院编修，任皇家经筵讲官，殿试掌卷官等，创下“科举史神话”。26岁继母喻氏卒，升庵扶柩归蜀，28岁丁忧期满返京。31岁发妻王氏卒，升庵护柩归蜀礼葬，又于32岁时继娶南京工部尚书黄珂第二女黄峨为妻，33岁年末返京。其活动区域主要为北京、成都（含新都）、遂宁。

　　第三阶段为37至66岁。这三十多年时光为杨慎因“大礼议”事件触怒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被两次“廷杖”肉刑后流放充军边远云南省永昌卫（今保山市）戍边服刑，活动区域主要在云南、贵州、四川、泸州、宜宾、新都、成都、重庆等。

　　第四阶段为67至72岁。嘉靖皇帝对杨慎可谓忌恨非常，不仅未在多次全国大赦中赦免杨慎，甚至违逆明朝刑典，不准杨慎高龄时享受“以子替役放归”待遇。这一阶段杨慎活动区域主要是云南、贵州、四川成都、泸州，以泸州为主。奸相严嵩是杨廷和任“礼闱”考官主持会试时及第的进士，在名份上乃杨廷和座下门生。但严嵩怕沾“大礼议”事，不敢依例批准杨慎“以子替役放归”。严嵩下狱后，时年66岁的杨慎才在泸州置宅潜居，期间不时潜归成都扫祖墓、理家事，生活暂时安定。

　　嘉靖三十七年（1558）十月，杨慎71岁时，时任云南巡抚王昺听信谗言，为讨好嘉靖皇帝，派人前往泸州押送杨慎返滇归案服刑。待这位古稀老人带着刑具跋涉三千里，历时40日抵达昆明西山高峣时，王昺已“墨败”下职，但升庵知此生已无回乡机会了。次年春，72岁的升庵带病由昆明抵达永昌戍所，于七月六日病殁于戍所寓舍。时任云南巡抚游居敬请旨，许升庵灵柩得归故里新都祖籍安葬。

　　一代文化巨星殒落，虽然《明史·杨慎传》对其在明朝士人中的“特殊性”作了一句话评述：“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但在祁和晖教授看来，这仅是对杨慎个人知识结构与文字成果的粗浅描写，并未作出历史作用定位与评价。也有人评论杨慎“固不独以文重”“先生世笃忠贞，气塞天地，为昭代完人”，祁和晖教授也认为，这仍然只是在“修身”范围内说事，于“治国平天下”有何作用仍然缺失。

　　明清两代不少学坛大师如明世王世贞、李贽、徐谓等都在自己的著述中引用、评点杨慎，在评价上作出过强烈反应。清代学人更着重致力于编辑总汇杨慎著述为《文集》《全集》《合集》《遗集》，为杨慎编制《年谱》，拟为后人重新评价杨升庵保留并奠下文献史料基础。进入中国现代化时期，先是陆复初氏发出不平之声，指出杨升庵是被历史遗忘的一代哲人，接着倪宗新说：“迄今为止，对杨升庵的意义和价值，还远远没有被学术界清楚地认识到”。当代，祁和晖教授以倪宗新《杨升庵年谱》所涉升庵文献为基础观察，探测出“升庵评价”的一个基本态势——历时愈久，升庵所享有的历史评价愈高，愈全面。

　　扎根边疆  致力教育

　　 “升庵评价”进入现代人视野，始于两位参与谛造新中国的文化战士李一岷与张秀熟。在成都市新都区桂湖杨升庵纪念馆的建馆题辞中，李一岷“题辞赞”言：“升庵功业，当以在云南推行中原文化，使汉族文化与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相结合与融合，对中华民族的成长有贡献。”张秀熟言：“综计升庵毕生行事，我敢大声高呼：杨慎是中国历史上难能的伟大哲人。”李、张二老的见解启迪我们追寻杨升庵的历史定位，不应局限于文章、学术，而应该从中华文化史、中华民族成长史中去观察这位伟大哲人的一席之地。

　　中华民族的成长史就是中华境内原本相隔相异的各种类型聚落族群对中华文化不断加深的认同史和不断对中华文明构建成长的贡献史。中华五千年一脉相传的文化史与文明史，同时即是一部中华大地居者之间安危与共、民心相通，利益共享的民族成长史与发展史。杨慎正是在充军永昌戍边的岁月中，发扬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光辉和美，将先进经济、文化种子撒播在西南边陲相对后进的兄弟民族聚居区。

　　明世宗朱厚熜（嘉靖帝）15岁时，以外藩亲王身份继承帝位。登基之前，他满口答应杨廷和，过继给伯父孝宗皇帝，登基之后却立刻变卦，执意追封生父兴献王为皇考。不少朝臣礼顺人情，支持皇帝胡闹，而杨慎父子坚持皇位继承原则，率领群臣谏阻嘉靖帝，史称“大礼议”事件。37岁的杨慎哭廷死谏，触怒嘉靖，经两次“廷杖”几死后，充军烟瘴边塞永昌卫（今云南保山），服役戍边，永不赦免。他在滇黔川边地戍所度过35年艰苦岁月，这种逆境磨练出杨慎第二个神话。

　　游居敬所撰《升庵杨公墓志铭》（以下简称游《铭》）对升庵在云南传播中华文化之功有全面的记述。一是杨升庵在逆境戍所不怨天尤人，而是奋发学术，精研中华优秀典籍，成果卓著。二是升庵在云南上中下各阶层教化中华学术文化，其教化尤扎根基层。三是升庵在滇黔传播中华文化地域广，人数多，效果巨大。四是杨慎在滇乡播传中华文化，教化中华风俗，获得滇乡父老由衷敬爱，直接推进、深化了滇乡人民对中华文化、习俗并中华民族母体的亲和力与向心力。

　　他致力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培育教化兄弟民族士绅子弟及平民，身体力行带动西南各族社会上中下层民众对国家的向心力，激发对中华文明的仰慕学习动力，中华学术之美、文学之美、书法之美、五伦伦理之美无不吸引着、感动着云贵川各族人民。杨慎促进并加深中华西南各族的文化认同与心理融合，赢得了各族人民的接纳和尊崇，其弟子与朋友遍布云贵高原。

　　祁和晖教授认为，游居敬所志仍属浅表层次的描写，今日重审杨慎“化滇”之功有革命性诱导教化之效。其一，杨慎身体力行破除云南世袭土官、土司的文化垄断，将读书识字导入土官、土司治下的平民阶层。其二，升庵通过化育各族优秀子弟将认同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心理深耕播种，代代收获。“杨门七子”张含、李元阳、王廷表、杨士云、胡廷禄、唐池南、吴懋七人皆为滇乡名士，又在杨慎的教化下成长，成为我国西南边陲捍卫、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意识的领袖，不仅为其带去欢乐和慰籍，更为杨状元在特殊处境下报效国家、民族，开辟出一条新路。升庵45岁春，在由李元阳（1497-1580，白族）陪同春游大理点苍山时，曾应云南巡抚邀请，拟帮助纂修《云南通志》，因流言阻挠，未能成笔。然而升庵身后，万历初年，李元阳不仅纂成《云南通志》，更慧眼慧心，以中华民族的大视角评价云南史事。
　　
　　杨慎撰《滇载记》《滇程记》《滇侯记》，已为“杨门弟子”修史作出示范，李元阳的见识眼光直接受其影响。正如白建忠所言:“‘杨门七子’以其高洁的人格风范、大量的诗文唱和、精湛的学术研究在古代云南文艺发展史上独树一帜，他们的诗文创作与学术成是明代云南文化繁荣与兴盛的见证，这都和杨慎的远谪云南有极大关系。”

　　居滇期间，凡逢弘传中华文化之事，杨慎必竭力参加。如62岁时应地方官之邀，撰写《楚雄定远县新建儒学记》。杨慎身居逆境而从事中华文化传播，促进各族人民“民心相通，好恶相接”，是自觉的有意为之。
居滇岁月，杨慎曾冒政治风险为减轻滇民赋役上书云南官府为民请命，又于39岁、68岁时两次穿戎装、率家僮，协助官府平定不法土司土官发动的民族叛乱。杨慎更应丽江木府邀请为木府题写“为国干城”匾额，鼓励木府忠于中华民族。

　　践行儒学  著作等身

　　杨慎病逝戍所，云南巡抚游居敬叹惜：“哲人陨矣”。君子、才士、节士等称谓皆不能概括杨慎人格，唯“哲人”之称差可。明·李贽《杨慎传》述“慎常语人曰：资性不足恃，日新德业，当自心力中来。”儒家哲学强调“德治”，宋前德治重在“德行”，宋始强调“德性”，杨慎则提出重“德业”——行性统一，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其坚守德业的操守无改。

　　杨慎出身书香世家，相府公子，才华盖世，却命运坎凛。科举以乡试第三名，会试第二名，殿试第一名中举。“而立”年余即已做君王的经筵讲官，科举的掌卷官。谁知太顺的时运逆转，变成阶下囚。流放远恶边乡。杨慎曾盼望君主纠正情绪化惩处而无望，盼望特赦为民又无望，盼望衰年“以子替役”仍然无望。在长达35年无望、失望生涯中，杨升庵没有颓废自弃，而是在逆境中寻求报国机遇。始终坚守个人气节操守，积极力争有所为。

　　毛伦、毛宗岗父子提炼罗贯宗《三国志通俗演义》文字，将杨升庵《历代史略词话·第三段说秦汉·开场词·滚滚长江东逝水》置于卷首，又经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谱曲演唱作为主题曲，全国惊喜，传唱不衰。其实，《历代史略词话》全套共有20首词，代表杨慎的历史观与哲学理念。

　　升庵逝后不久，万历进士张士佩奉命抚蜀，得《升庵文集》读之。惊叹升庵为中国历史上古今第一学人与才士，敬称升庵为“先生”。

　　升庵著述，前人所辑《文集》《全集》《遗集》中所称诗文数量，多不准确。明·李贽说升庵“平生著述百余种”，清·张廷玉等所修《明史·杨慎传》亦云：“诗文外，杂著一百余种”，清·简绍芳《升庵杨慎年谱》说升庵“平生著述四百余种，散逸者多，学者恨未睹其全”。

　　杨慎到底有多少遗著尚存？祁和晖教授认为，今人统计严谨可信的有两种可供参考。王文才先生（已逝）著《杨慎学谱》言“诗、词、曲之外，杂著共269种；倪宗新编校《杨升庵诗词》云：“计收升庵《集》内外诗2522首、词361首，曲249首，总计3132首”。 这便是杨慎书写的第三个神话，即在长达30多年的刑徒生涯——尤其晚年潜居四川南部重镇泸州的岁月中，成就了学术著述史称第一的传奇。（新报记者  梁单）

编辑：成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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