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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爱国精神诚可贵,“抵制日货”需商榷

川南在线2010—2019川南在线  发布时间:2012-08-21

    “日本政府及某些右翼分子对待钓鱼岛的态度,激起了中国人的强烈愤慨,很多年轻人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不满。19日上午,北京、济南、青岛、广州、深圳、太原、杭州等中国10多个城市均有规模不一的群众聚集、游行,高喊抵制日货的口号,抗议日本右翼分子当天非法登上中国的钓鱼岛。” (《 中国青年报 》2012年08月20日)

    笔者认为人们在“抵制日货”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具体抵制行为可以划分为感性的抵制行为和理性的抵制行为两大类,不同的抵制行为自然也会对经济全球化下中日经济产生不一样的影响。

    感性的抵制行为主要是指对凡是贴有日本商标的产品一概抵制,同时,抵制的范围从自己到他人不断扩大,抵制的方式也不仅仅是不买或不卖日货,甚至对经销日货的商店也加以损坏。我们都知道,大大小小的日本企业、饭店、公司、事务所等遍布中国各个城市,如果我们把对日本政府错误做法所产生的义愤发泄在他们身上,就很容易造成日资企业、连锁店所在地社会秩序的紧张和混乱,甚至让一些图谋不轨的人钻空子。这些人混在抗议示威的游行队伍之中,对经营日货的店铺进行打砸抢。这些打砸抢的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城市形象,在此过程中受损的其实是中国商人。这些不法行为就使“抵制日货”变了味儿,其结果不仅不能起到打击日本经济的作用,反而可能适得其反,既在经济上有碍于中国经济的正常发展,又在法律上使中国政府违反了各项法律规定,没能保护好公民的合法财产。

    理性的抵制行为主要是指消费者在购买中日两国具有同等竞争力的商品时,优先考虑民族品牌。如在家用电器方面,中国的海尔,长虹等品牌的产品与日本同类产品相比,同样具有竞争力。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就可以优先考虑民族品牌。那么理性的抵制日货会对中日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生产要素互相交流,按价值规律进行配置,经济发展已逐步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许多外国品牌是在他国以合资或合作的形式生产的,企业利益交织在一起,这已成为世界经济生活的普遍现象。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国的消费者纵然想理性的“抵制日货”也并非是一件易事。因为在今天的商品市场上几乎没有所谓的纯粹的日货存在了,尤其是较为常用的电子和机械产品,甚至许多民族品牌产品中所需要的零部件都采购于日本。为“抵制日货”而寻找替代品,增加了交易成本,最后还面临买到的“非日货”可能仍是日货的情景,而且有的“日货”本身又含有大量我国自主品牌的配件,也让抵制日货者处于甚为尴尬的境地。同时,所谓“国货”或其他国家的产品很多也是同日本企业合资生产的,这一点作为消费者个人是很难分清楚的。因此,即使是理性的“抵制日货”,也有可能损害双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不利于我国的对外合作与发展。再者,纵然打击了日本在华企业,也势必会导致这些企业内的中国职工下岗,从而损害这些中国职工的切身利益。

    我国部分城市在2012年8月发生的涉日游行,部分群众对“钓鱼岛事件”中日本一些人士的错误言行表示义愤,表达爱国热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强烈的爱国感情的驱动下,部分人提出了一些较为感性的口号。因此这些口号通常不注重实际效果,而往往于事无补,甚至有可能成为国家开展外交的阻碍。还是中国外交部网站发表的声明说得好,“我们主张,应当依法、理性表达爱国热情,对非理性、违反法规的行为是不赞成的。相信广大群众一定会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实际行动,维护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总而言之,尽管目前影响中日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矛盾和摩擦依然存在,甚至突出,但“抵制日货”绝不是我们解决矛盾的可行选择和根本方法。(完)作者:大村镇 杨志

编辑:马庆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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