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在长征路

　　1970年盛夏，中央军委1号命令下达，全军各部队开展了艰苦的长途野营拉练。我们师各连队集结成都出发，经灌县（即今日的都江堰市）而进入崇山峻岭的阿坝州。

　　我们机枪连的战士负重几十斤，每天行军都在30公里以上，双肩磨出了道道血痕，脚底打起层层血泡，军衣被汗水浸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留下一团团白花花的盐渍印。军队是一个特殊的团队，它不相信眼泪与怯弱，相信的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场真正的考验来临了，那就是翻越鹧鸪山。

　　位于岷江上游边上的鹧鸪山，海拔4千多米，山间的小路宽不过一尺，弯弯曲曲呈“之”字形，陡峭得令人心碎。伴随着海拔的升高，我们越来越感到吃力、脑袋发胀，喘气加急，每走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有一个战友因高原反应突然跌倒在地，若不是后面的战友发觉及时一把抓住他，瞬间就会坠下悬崖。当我们快抵达山顶时，老天立马变脸，竟下起了“七月雪”。雪花飘舞，气温骤降，湿透的军衣紧贴着身子，冻得上下牙齿直打颤。

　　在这节骨眼上，前面出现了一支马帮，路旁支撑着一口大锅，锅下火焰熊熊，锅上热气腾腾，一位三十岁出头的康巴汉子热忱地朝我们招呼道：“金珠玛米（解放军），来、来、来，喝一碗姜汤暖暖身子。”
我接过一碗藏族老乡递来的姜汤，哆嗦着嘴唇吹了几遍，慢慢呷了一口，热热的液体流入肠胃，顿时感到一丝暖意。

　　招呼我们的那位康巴汉子，见我们有病员，二话不说牵来一匹马儿，执意要护送他下山。下山后，天色已近黄昏，我们借宿在一个藏族村寨，那个操着一口流利汉语的康巴汉子也随之消失。

　　两天后，我们来到一个比较有规模的山寨——卓克基。卓克基是当年红军经过的地方，山寨旁的那两棵参天大树，据说栓过毛主席、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战马，很有纪念意义。我们休整两天后，竟意外地见到了那位康巴汉子，更巧的是，还是我们借宿那家的房主之子。大家都是熟人了，自然亲切地交谈起来，这才了解到他叫阿堆，常年在外跑马帮，家中除了阿爸阿妈，还有妻子及两个小孩。他十分健谈，话题无所不有，最后聊到了当年红军的事儿。

　　那是35年前，毛主席领导的中央红军来到了卓克基驻扎下来。由于粮食紧缺，部队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填饱肚子。一位红军战士在山沟中采摘野菜，忽然发现前面不远处有一条野狼，正探头探脑朝一个山洞张望。红军战士心里一乐，暗想到：打一条野狼回去，改善改善大伙儿的生活，那该有多好哇。他屏住呼吸，举枪瞄准，不料，野狼却一下窜进了洞中，随即“哗”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嚎。看来这不是野狼生活的洞穴，洞中一定有人，而且是一个没有抵抗能力的人，才会引来野狼的攻击。红军战士收起枪，快速摸到洞口，举目朝半晴半暗的洞内一看，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气——只见凶残的野狼咬住一位躺在地上的藏族小伙子，而小伙子抓起身边一根骨头，无力地敲打野狼的脑袋。野狼料定对方无反抗之力，毫不松口地又撕又咬。红军战士不敢开枪，担心误伤小伙子，快步跑了进去，挺起枪托砸向野狼。野狼嚎叫一声，仓皇逃出洞外。

　　红军战士定下心来，这才看清小伙子是躺在一堆白骨上，他手中所抓的骨头竟是一根人的大腿骨。再仔细一瞧，发现小伙子脸色苍白，双目无神，显然患了重病。为何患了重病不在家中休息，而扔在这荒凉的山洞中？为何这洞内有这么多人的白骨？他来不及多想，而且也想不明白，还是救人要紧。他将患病的小伙子背回营地，向领导作了汇报，并找来医生给小伙子就诊。事后了解到，这个小伙子是当地大土司（即奴隶主）的娃子（即奴隶），因生病而丧失了劳动力，被扔进山洞等死，与其说等死，还不如说成为野兽们的腹中餐。

　　红军在卓克基休整了一段时间，就继续北上。病愈的藏族小伙子要求参加红军，部队考虑到即将爬雪山、过草地，路途十分艰险，而他大病初愈不适宜，故未能如愿。

　　这个被红军解救的藏族小伙子，就是如今阿堆的阿爸，阿堆从心底感谢红军，动情地说道：“如果当年没有红军路过这里，就没有我的阿爸。没有阿爸，也就没有我。”

　　如此看来，阿堆对解放军之所以这般热枕似火，那就不难理解了。

　　我们在卓克基休整了几天，准备要离开了，继续沿着当年红军先辈们走过的长征路前进。当晚，好客的藏族老乡在曾经栓过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战马的大树前，举行了隆重的篝火欢送晚会。他们跳起传统的锅庄，唱出心中的真情：不干青稞酒，不打酥油茶，也不献哈达，唱上一支心中的歌儿，献给亲人金珠玛米。感谢你们帮我们紧握枪杆保边疆，幸福的生活万年长。（ 谈多林）

编辑：成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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