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铜古道”后续之六：古道印记

　　酒城新报上期（224期）刊发了《黔铅汇泸》一文，不仅介绍了贵州出铅地点的详细情况，还对黔铅输运到泸州的线路及今日铅店街进行了介绍。本期，新报记者采访了曾在东川矿务局驻防的泸州民间文化人刘永贵、原云南昭通地区驻泸转运站书记武平建等人及收集到的读者反馈，对滇铜、黔铅输运到泸州的点滴进行报道。

　　东川铜矿印记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东川境内绵延起伏的群山中“隐藏着”不少矿区，铜矿开采进入了大规模、大机械的开采过程，不少云南本地人及周边的贵州人投入到了铜矿的开采、冶炼、转运等过程当中。铜矿的开采、转运等工作都涉及到了安全，泸州民间文化人刘永贵随部队到东川矿务局、东川汤丹铜矿厂区、以礼河梯级水电站等地驻防，主要负责这些地区的安全。在刘永贵的印象里，东川是专门出产铜矿的地方，有着“天南铜都”“高原明珠”之称，是重要的铜矿开采、冶炼基地，距今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那时，刘永贵与战友一同乘坐解放牌军车，从泸州出发经过纳溪、叙永，跨过川黔交界的赤水河，到达贵州境内；然后从贵州毕节出发，经赫章、威宁，到达云南境内的会泽，再从会泽翻越乌蒙山脉到达东川。那时的路况十分差，交通工具也不如今日发达，他告诉新报记者：“从泸州出发到东川要两天两夜，一路颠簸，途经高山深谷、崇山峻岭，十分艰难。”谈及铜运场景，他回忆到：“那时用的所有材料设备，从一砖一木到机器、粮食，蔬菜，全部靠人背马驮。搬运电缆线和铜线，要把它分成几十个小圈，连成一串，像一条长龙一样，由数十人背着同步前进。”

东川铜矿全景（1968年12月摄于云南东川市汤丹）

东川境内安顺桥

　　据了解，东川铜矿自明清规模开采以来，在清乾隆年间达到鼎盛，大清国库四分之三的铜币都是由东川铜矿铸造的，东川成了名副其实的“大清钱库”。当时的钱币铸造虽然部分在云南，但更多的还是在京城完成，所以东川冶炼出来的铜要通过马帮运送至金沙江，再经过金沙江、宜宾，到达泸州，在泸州改为大船装载顺长江东进，到了扬州，再沿京杭大运河北上到达京城。京运的道路漫长而艰辛，全程超过一万余里，所以又被称为“万里京运”。

　　据史料记载，1958年7月，东川铜矿建设全面铺开，东川也“因铜设市”，于1958年10月20日经国务院第81次全体会议通过，批准成立地级东川市，并将会泽县划入。此后，国家从资金、人员、技术及教育、卫生、交通等方面大力支持东川建设，成了共和国的“宠儿”。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因为经济起步早，东川的城市建设、人民生活水平、文化教育水平一度是云南省各地市州中除昆明市外的佼佼者，东川市一度成为人们向往的地方。据统计，1960—2000年东川累计生产精矿含铜48万吨，为国家贡献了价值50亿的铜、金、银等有色金属，有力地支持了国家经济建设，为我国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如今的云南金沙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云南铜业集团公司重要的原料基地，主要经营集铜采、选、冶和科研、化工、水电、三产服务为一体的业务，可以说是东川矿务局的转世。而在东川境内，至今依然保留着一些明清时期修建的铁索桥、古渡口，历经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桥上的木板已经腐坏更换过多次，可那些牢固的桥链至今依然没有生锈，让人不由地心生感慨。

老明槽古洞

铜矿矿洞

　　泸州南大门——蓝田坝

　　蓝田坝（今江阳区蓝田街道），因其是川滇公路、川黔公路的起点和通江达海的水码头，曾经是泸州长江南岸的水陆码头和商贾繁荣的南大门，水陆交通优势得天独厚。于是乎，蓝田坝商贾云集、热闹非凡，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云南昭通地区驻泸转运站就设立在蓝田坝。

　　据原云南昭通地区驻泸转运站书记武平建介绍，在交通还未发达前，因昭通离昆明更远、离泸州更近，且泸州有通江达海的水运码头，那时昭通的大宗物资都要从泸州转运。武平建告诉新报记者：“那时主要从上海等地运百货、家电、五金等大宗货物经长江到达蓝田坝进行转运，再沿川滇公路运到昭通；而云南的盐业、铜铅、锌锡等又运到蓝田坝转运。”

　　不仅是云南的大宗货物，蓝田坝作为川黔公路的起点，贵州北部的大宗货物也是在这里进行转运。码头文化、夜郎文化、商贸物流、人流、信息流在这儿交汇、升华，形成了一种与世不同的历史文化。

　　作为商品集散地，如今的蓝田老街随时可见大量乡村土特产，街边保留着大量的传统店铺，保存着不少老行当，如修理钟表的钟表店，盖碗茶、“单碗儿”都成为不可或缺的润滑剂。也有人夹杂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纯粹就是为了看稀奇、凑热闹，享受生活的乐趣……恰似一幅《清明上河图》的民间风俗画卷。

　　京铜古道，是一条关乎明清王朝“经济生命线”的大通道。若在广大文化学者的共同关注和智力研究下，将会对经济建设、文化自信等方面产生现实意义。（新报记者  刘泰承）

编辑：杨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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