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先生，非京籍人士，欲购房，却没有在京购房资质；裴女士，京籍人士，去年离异。经某中介公司业务员牵线搭桥，这两个陌生人见面、签协议，并在1小时内去民政局领了结婚证。这次交易中，裴女士只需出场4次，即可拿到3万元好处费。许先生则需要在原籍先与原配妻子离婚，与裴女士结婚再闪电离婚，以此绕过在京购房的政策限制，顺利购房。而中介能得到可观的“服务费”。（经济参考报，1月22日）
尽管高房价千夫所指，这与炒房者的推波助澜有相当关系。房价高的问题并不仅仅是炒房者的问题，更是土地所有制、土地供应问题，是保障房建设问题，以及房屋建设中权力寻租与腐败问题，甚至是实体经济疲软等等问题。然而，其他问题却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且遇到既得利益集团阻挠，阻力重重，决策者还是选择了限购这种能立竿见影的制度。
当然，限购制度先是给某些公民以制度性羞辱，但很快又发生了某些公民来羞辱制度。一些外地人想到了用假结婚来规避政策，另一些外地人则购买虚假的“5年完税证明”和“社保证明”，而中介机构更是推波助澜。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这些小动作都在羞辱制度，一则化国家制度与政策于无形，轻松钻空子，让制度失去生命力，消解政府公信力。二则，由于利用假结婚形式规避政策，提高了购房成本，那些炒房者的成本提高，他们将成本转嫁于下家，提高房价。限购的目的是降低房价，但不经意却可能抬高房价，这让制度情何以堪？当然，客观地说，限购政策能够起到一定的控制房价的作用。但这个政策仅仅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当这一政策遇到制度性羞辱和羞辱制度时，我们更应该考虑对房屋、土地制度等进行深层次改革。 （作者：古蔺县椒园乡人民政府 夏于芳）
编辑：邱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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