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延滨：三个支点定诗歌 书生意气行诗坛

　　上世纪80年代，新诗曾有三个领唱的群落：归来者、朦胧诗人以及新来者。诗学理论家、诗歌评论家吕进先生认为，新来者既在使命感上与归来者相通，又在生命感上与朦胧诗人亲近，他们的艺术之路很宽广，而这一群落的翘楚当数叶延滨。

　　上月中旬，《中国同题诗歌三人行》首发仪式暨《草堂》诗刊春天走进泸州成功举办，诗人、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主任叶延滨先生受邀莅泸，与60余名市内外诗人共同见证了诗集首发，并参与了诗歌创作讨论。
近日，《中国同题诗歌三人行》诗集正在全国热销，曾对此书有颇高评价的叶延滨先生，也接受了新报记者专访，并谈了他与泸州、与诗歌的那份缘。

　　感受泸诗 语重心长提建议

　　“我对泸州有很深的感情。”一谈到泸州，叶延滨先生第一句话便这么开头。四川刚解放时，他随父母南下入川，第一站就是泸州。后来在《星星》诗刊工作时，也在泸州举办过诗会。在他印象中，泸州诗人非常出色，杨雪、白连春、李明政、涂拥等都是在四川甚至全国产生影响的诗人。以后多次回到泸州，见证巨变，颇有沧海桑田之感。

　　在《中国同题诗歌三人行》首发仪式暨诗作研讨会上，叶延滨先生认真翻阅诗集，并对诗集作了评价。他认为，该书出版，对泸州的文化建设、诗酒文化传播打下了一支强心剂，将成为中国诗坛的一大亮点。“诗歌三人行”栏目也是有创意的好品牌，祝愿泸州诗人写出更多佳作，泸州诗歌更上一层楼。

　　 叶延滨先生也见证了泸州诗歌爱好者组织“东华诗群”的成立。针对泸州以东华诗群为代表的诗歌创作，他语重心长地建议：“做人一定要谦和，一定要互相帮衬。我们是十三亿人分之一，十分渺小，只有在你写作的时候才是老大，而且要跟人不一样。”仔细阅读《泸州东华诗群作品辑》后，叶延滨先生对李明政的《甩石头打天的人》印象深刻，他认为，除了调整好心态外，要写出好的诗歌，标题很重要，还需要耐得住寂寞。
在“中国酒城·诗心张坝”诗歌朗诵会上，叶延滨先生朗诵了自己的诗作《唐朝的秋蝉和宋朝的蟋蟀》。此外，当泸州诗人白连春朗诵了自己的长篇诗作《心中央》后，叶延滨先生也当场作了点评。

　　对于此次泸州诗会的林林总总，作为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主任，叶延滨先生也一直赞不绝口。

　　命运多舛 熔就完整人格

　　1948年11月，叶延滨出生在哈尔滨。其父母都是早年参加革命的知识份子，他们为信仰、为追求真理而投身革命，却一生颠沛流离。受家庭和时代影响，叶延滨此后的足迹遍布成都、西昌、延安、北京等地。但在叶延滨心中，延安和西昌是让他最具故乡感的地方，在西昌的那段日子，是影响他一生的成长时期。

　　1959年，随着母亲下放到大凉山当一名普通教师，叶延滨也从成都到西昌陪同母亲生活。当时的大凉山刚完成废除奴隶制的民主改革，十分落后。他和农村孩子一起穿草鞋上学，干农活，在乡村的川兴初中度过3年饥荒，在西昌读高中也经历了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武斗。最为人常提起的是，在那个时期，他曾和3位同学，艰难跋涉6700里路，历时4个月，从西昌走到北京，完成了“革命串联”。

　　在叶延滨看来，西昌让他了解了中国底层，并且开始身为一个底层孩子靠自己打拼，闯自己的路，西昌造就和完成了他一生所需要的训练——作为一个男人应该具备的自信和自立。

　　解放后，其父亲在成都大学工作，曾在文化大革命中身陷囹圄。叶延滨设法救出父亲后，在成都和大凉山难以立足，正值“上山下乡”开始，便远赴延安插队。

　　丰富经历 自然流出诗与文

　　1978年，叶延滨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文编专业，在学校期间发表的诗作《干妈》获中国作家协会（1979-1980）诗歌奖，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干妈》写于1980年，讲述他曾经插队延安农村的一段真实经历，这篇在三十多年前就轰动诗坛的作品，至今仍会轻易勾起数千万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读者共鸣。

　　1945年，叶延滨一家人还在延安，抗战胜利后，父母奉命北上与蒋军抢占东北。军令如山，只好把不足1岁的哥哥叶延光送给当地农民曹守科做儿子。因此，叶延滨到延安插队是“投亲”，他不想寄人篱下，在延安的第一年，便与一对老贫农共同生活。其中一位老妇，叶延滨叫她“干妈”。这是陕北最穷的人家，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和两个老农同居土窑的一年，一间窑洞里睡觉，一口锅里吃饭，这让叶延滨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对他而言，再没有什么比这一年更难更苦，就像掉进深坑，只要敢于迈步，无论身朝哪方，都是向上。一年后，北京派来干部管理知识青年，叶延滨便回到了知青点，因为能干所有农活，不久就当了生产队副队长。延安曹坪村、中庄村和军马场承载着他近四年的记忆。

　　10年后，叶延滨在北京上大学，收到两位老人先后去世的消息后，哀痛中写下了长诗《干妈》。老汉用他的毛巾擦汗；干妈跑了30里路去公社为他买一盏煤油灯看书，夜里在衣缝里为他找虱子；给他留馍，而他们悄悄吃糠……这些生活细节是一代人难以忘怀的回忆，数千万插队知青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命运影子。同时，《干妈》组诗也写出了农村真实的穷困，诗中写道“如果大地贫瘠得像沙漠像弋壁，任何种子都会失去发芽的生命力”，算是为民一呼，喊出了部分人的心声。基于这两个最重要的原因，该诗当年影响深远，至今仍具余温。

　　编辑生涯 不懈坚守诗歌精神

　　1982年大学毕业后到四川成都《星星》诗刊伏案12年，1995年调到中国作家协会《诗刊》杂志效力14载，叶延滨在中国资历最长、最有影响的两家诗刊都担任过主编，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近30年为诗歌服务，这是诗歌给予他的荣光，也是他对诗歌的感恩回报。

　　中学时代，叶延滨数理化见长，他曾梦想过当将军，也想过当科学家，但命运使然，他当了诗人，当了主编。既来之则安之，他尽心尽职，做好社会担当。尽心者，出于公心，不论亲疏和个人好恶，凡好作品，绝对给版面；办刊物，不谋私利，视刊物为公器而非私产。他认为诗歌刊物对诗坛应该有引领作用，也一直在努力坚守诗歌精神。

　　长期的编辑工作，对于同样身为诗人的叶延滨来说帮助甚大，使他既养成了发现新人、注意诗坛新事物的敏感，又能宽容面对不同的风格流派。在接手《星星》后，他就把推出青年诗人、重点扶植有实力的中青年作为办刊方针，让《星星》成为青年诗人进入诗坛的入口；同时他努力减小这家刊物的意识形态色彩，在当时既不参与对现代主义的批判，也不介入诗坛不同阵容的争吵。即便是自己不赞成的诗论主张，面对许多有个人追求的这类作品，同样加以刊登。

　　何为好诗，说来话长，但叶延滨认为判断时可以有大体的指向。一是精神指向，引领读者向上、向善、向美。向上，传递正能量，不鼓吹颓废厌世和极端思潮；向善，使人懂得善恶、心存善念，不宣扬极端利己、色情暴力、拜金主义；向美，引领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不展示丑陋、下流、阴暗心理。二是艺术追求，在诗歌艺术上有创新、有探索、有突破，在继承传统的过程中，为传统增加新的经典。

　　创作生涯 三点决定一个平面

　　1980年可谓叶延滨一生中不寻常的一年。在首届“青春诗会”中，他用了一个简单比喻来表达自己的创作思想：“在我们今天的时代和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坐标点，在纷繁复杂的感情世界里找到与人民的相通点，在源远流长的艺术长河中找到自己的探索点，三点决定一个平面，我的诗就放在这个平面上。”这是他坚持写作的支点，对时代、读者和艺术之间三点关系的这种理解，基本决定了其一生的创作倾向。

　　四十多年过去了，叶延滨坚持写自己喜欢的诗，只有两条，一是相知，二是相爱。相知者，要多读诗，读古今中外的名作，读多了就知道真正的好诗是什么，也知道自已适合写什么样的诗。相爱者，与诗有缘，不以诗谋取功名利益，真爱就能坚持，坚持者自然进入诗意人生的状态。在他看来，爱诗并写诗仅为一种人生修炼，完善自我是最主要的成功，能否写出传世之作，则是另一种机缘。处在何种时代，这是你的诗“运”；有无诗歌的天赋，这是你的诗“命”；能否得到更多读者的认同，这是你的诗“缘”。

　　和小说、戏剧写作等不一样，从古至今，基本上大多数诗人都是业余写作者，专业诗人极少，现代社会更是如此。叶延滨认为，一个诗人首先应该是一个社会上能自立、有担当的人，经商在职场是老板或员工，从政是领导或下属，在家庭是父母或子女，每个人在不同的环境中不断转化自己的角色，以尽自己的职责。只有在进入写作状态的时候，才摆脱这些社会身份，成为一个对全心面对诗歌的诗人。所以一个现代社会真正的诗人，应有健全人格，应有健康诗风。

　　书生意气 诗歌杂文相互渗透

　　新文化百年之际，杂文界为叶延滨编了三本书，分别是《杂文选刊》编辑百年杂文经典丛书之《百年杂文 叶延滨卷》、“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之《请教马克．吐温先生》及其自选集《天知道》。在叶延滨四十多年的创作中，诗歌和杂文随笔可谓各占半壁江山。他写杂文，要比诗歌晚近10年。

　　叶延滨是在《星星》诗刊工作期间开始写杂文的。自当了诗刊副主编后，他便不在《星星》发表自己的作品，但也想在诗歌圈子外写点东西。同时，回望自己的遭遇和经历时，深感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诗和鲜花，也有丑陋和阴暗充斥四周，有话可说，不吐不快，于是写起了杂文。一写不可收，成了杂文家。

　　没有激愤的言辞，没有旁征博引的卖弄，叶延滨的杂文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世事洞明的平和。他曾表示，杂文没有风骨不可立身，杂文没有情致也难成美文。所以，他珍惜自己的笔，以道理服人，以情理动人，以理趣吸引人，以幽默讽喻征服人。

　　叶延滨以为，写诗更多的是内心的表达，大概与情致相关，写杂文更多的是对社会的关注，大概与风骨相关。两者加起来，才是他全部的精神世界，对他而言就是“书生意气”。（新报记者 梁单）

编辑：成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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