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籍教授陈世松权威揭秘：四川也曾“填”山东

　　对于生活在四川的人们说来，“湖广填四川”可谓妇孺皆知的常识。在这个世代相传的说法背后，讲述的是各自祖先从外省来到四川开荒垦地的故事。这些移民大多属于自愿迁出的劳动力，被“填”的是战乱后人稀地荒的四川。可是，在历史上也还有四川人口迁出去“填”外省的一幕，但其情形正好相反：从四川迁出去的移民身份，不是作为劳动力，而是作为一种特殊的迁移对象；等待他们去“填”的地方，不是临近的省区，而是孤悬在十万八千里之外的滨海边疆。这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世松先生撰写的一篇论文——《明初胶东半岛川滇移民由来考》所探讨的内容。这篇文章最近发表在《历史研究》2016年第5期上。新报记者有幸第一时间采访到陈教授，下面且听他为您揭开这段被尘封了600余年的历史奥秘，讲述这项研究成果的主要观点及其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新报记者和陈世松教授

　　一封来信引出的探秘机缘

　　陈世松教授原来的专业是蒙古史和元史研究，上世纪90年代开始转移至移民史与客家学研究领域。1999年，由他创办的四川客家研究中心，为了更好地促进学术文化交流，主编了一本内部资料刊物，名为《四川客家通讯》，其中开设一个与读者互动的栏目“寻根寻亲”。2000年，该刊收到一位北京徐姓读者的来信，信中写道，我的家乡是山东省招远市辛庄镇高家庄子村，据村志记载，徐氏家族于明初洪武二年由原籍四川省成都府北柳坑村迁移到“山东招邑城南勾下店居住”。受家乡人委托，特写信来成都寻访祖籍。

陈世松教授

　　读者的来信引起了陈世松教授的关注，四川历史上是否有过向山东大规模移民活动呢？“从那时开始，我就开始关注思考这个问题，也一直留心这方面的资料信息，期望能给读者一个肯定的答复。”

　　问题始终萦绕在心间，到了13年后的2013年初，陈教授应邀参加四川省民俗学会主办的“绵竹年画与民俗文化”研讨会。会后，应相关方面的要求，陈教授撰写了一篇“读史杂记”，将明清时代的移民活动与四川年画的源流和传承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就在为撰写论文收集资料过程中，一本保存在潍坊市的名为《杨氏宗谱》引起了陈世松教授的重视，里面的种种记载将山东和四川联系在一起。原来早在20 世纪80年代，山东潍坊市为探索中国四大年画之一的杨家埠年画的渊源，就曾经派员到梓潼县寻根。这是否可以证明四川历史上确曾有移民外迁到山东？沿着这一线索思考下去，陈教授开始将13年前的读者来信联系起来，展开进一步研究。研究过程并不轻松，其间历经不少挫折但不言放弃。最让陈教授印象深刻的是，有资料说杨升庵曾经在一篇文章提到，山东颇多新都杨氏宗亲。可是他把杨升庵的著作翻了个遍，还把不同版本的这篇文章找出来对照，却一无所获。

　　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谜团呈现出来。据陈教授介绍，洪武二年为1369年，当时全国大部分地区虽已纳入明朝版图，但四川仍在明玉珍大夏政权的控制之下。在这种背景下，四川何以能有移民迁到山东？胶东莱州湾的人们声称祖先来自四川，这究竟是一种传说，还是历史真实？如果真有此事，主导迁出移民活动的，究竟是明玉珍的大夏政权，还是朱元璋的大明王朝？更让人费解的是，至今生活在胶东半岛的四川移民后裔，大都声称祖籍来自成都“铁碓臼”，这个“铁碓臼”到底又在哪里？

　　此后，经过10个月的刻苦钻研，陈教授终于找到了答案。2013年底，他完成了这篇论文的初稿，经过再三思虑，决定将这一成果送交当今中国顶级历史学术权威刊物——《历史研究》去检验审定。经过一年的等待，到了2014年底，《历史研究》编辑部反馈回了评审意见。

　　为了进一步修改论文，需要核对山东地名志的统计数据，陈世松教授委托山东籍的中山大学博士生郭广辉，请他利用春节假期到山东进行实地调研和搜集资料。新报记者了解到，郭广辉从2015年2月5日开始在山东做资料收集，短短一周时间，跑遍了济南的地名研究所、图书馆、档案馆，还到潍坊、莱州等地寻找地方志、地名志、家谱、墓志铭等，只要是与移民研究有关的资料都不放过。他将每天搜集的资料及时传给正在成都修改论文的陈教授。2015年3月，陈教授将修改好后的文章重新投递《历史研究》编辑部。又过了一年，到了今年夏天，陈教授接到通知：文章已通过评审，将于年内发表。长达16年的心心念念，终于尘埃落定。

　　抽丝剥茧厘清移民历史脉络

　　对于胶东半岛四川移民问题的探讨，陈世松教授首先是将其放在元末明初大的时代背景中去考察的。陈教授在文章中指出，明初大规模移民运动的兴起，是在元末长期战乱、群雄割据纷争的背景下拉开序幕的。朱元璋为应对错综复杂的局势，采取铁腕措施，以雷霆万钧之力强制推行人口移徙政策，在洪武朝掀起了席卷全国的移民浪潮。洪武之世是中国历史上继秦皇、汉高之后，又一个强制性跨区移民达到巅峰的时期。强制性移民是贯穿于洪武朝的一项基本国策，史称“太祖时徙民最多”，移民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次数之频繁堪称罕见。

　　在这篇文章中，陈教授以明初移徙政策的产生与实践为主线，将因他事而附见于史籍中的那些支离破碎的历史碎片搜辑起来，梳理为一个完整的移民历史过程：

　　1364年，朱元璋在一举歼灭雄据江、汉的陈友谅及其主力之后，鉴于“陈氏部曲，观望自疑，亦有山寨遗孽凭恃险阻”的形势，曾经下令“尽杀所缚卒”，并“籍其散卒”远徙他乡。接着，又“尝遣使下县，取陈氏散卒”作为佥派徭役的对象，其意在假借名目以行惩罚之实。

　　1367年，朱元璋在攻占张士诚的根据地平江后，即将一部分张氏部将、故元官吏以及支持张氏集团的地方富豪徙往濠州。在攻下方国珍的根据地庆元后，又徙方国珍所署官吏居濠州。这些措施的推行，主要是为了防止其东山再起，当然也不排除借助富民落户濠州，使凤阳经济尽快得到恢复。

　　1368年，在明军北伐中原的过程中，朱元璋又将针对群雄余孽的移徙政策推广运用。如他发布诏谕告诫前方将官说：“若留诸降将，布列旧地，所谓养虎遗患也。”明军攻克大都后，朱元璋下令：“命征元故官送至京师。”“命徙北平在城兵民于汴梁。”对于蒙古降民特别的安置原则是：“骁勇可用者”征调为兵；其余的人，“悉处之临清、东昌之地，令其失所耀。”

　　1371年，朱元璋遣将分水陆两路征蜀。六月汤和军自夔州抵重庆，夏后主明昇母子诣军门降，宣告大夏政权灭亡。七月傅友德兵围成都，夏丞相戴寿率其部投降，傅友德“按兵入自东门，得士马三万”。八月蜀地悉平。明朝接管四川后，推行了双管齐下的移民政策：一方面，从经济上着眼，为填实四川的空虚局面，决定从湖广迁入大量劳动人口；另一方面，从政治上发力，为铲除旧政权根基，着手将残存的明氏旧部势力迁离出去。

　　
　　根据北定中原期间形成的对降官必须处于“我官属之间”“可无后患”的原则，朱元璋对于归降的大夏旧臣作了异地安置处理。如将大夏右丞刘仁任命为应天府尹，将因坚持抵抗被执的大夏平章吴友仁，械至南京诛杀，跟随他的“其余将校”，即令“发戍徐州”。大夏权臣戴寿在押赴南京途中，蹊跷地死于夔峡。贬居南京的大夏后主明昇，因“言语小过”再次被远徙高丽。

　　1379年，在成都府嘉定州眉县爆发了“四川妖人彭普贵为乱”事件。这次事件震动全蜀，波及川南嘉定，川北广安、川东的重庆、忠州等十四个州县，历时三个多月的反明活动终于被镇压下去了。在这些反明事件的背后，据朱元璋的一通敕书证实：“旧日明氏伪宫人等，皆乘时为乱。”

　　联系到洪武定鼎前后朱元璋对于群雄余孽和故元残余势力的一贯处置措施，推测在平息彭普贵造反事件之后，在四川当会掀起新一轮移徙高潮。其移徙对象，除有先前收编的大夏“溃卒”外，还有降而复叛的“叛军余孽”。

　　胶东四川移民村落的原籍分布

　　既然明初四川存在迁出大批“叛军余孽”的背景，那么，他们会被迁移到哪里去呢？

　　陈世松教授解释说，在中国移民史研究上，往往存在这种情况：移民时间越久，迁出地与迁入地距离越远，反映移民活动的史料越难保存和寻找。目前反映古代人口迁移的资料大多掐头去尾，保存在地方志和民间族谱中的资料支离破碎，官方文献罕有完整真实记录者。其情形有如梁启超先生所描述的：就像“儿童用残之旧课本”“复东缺一叶，西缺数行”。又像如“电影破片”“前后不相衔接”。为了复原移民史实，必须用历史逻辑，将散乱的“缺叶”“破片”衔接起来。

　　在文章中陈教授指出，胶东半岛中传称先世迁自明初四川的人群，主要集中在以莱州府掖县为中心，包括莱州府的昌邑、潍县与登州府的招远、莱西在内的地区。早在明代中后期，莱州人吕时望就撰文称：“念掖人来四川者十有八九，惟我吕氏系东莱故家。”此时距洪武大移民结束的时代不过一两百年，所述内容应该是可信的。另外，民国年间《掖县志》编者在调查当地方言风俗时也证实：“查掖民多迁自蜀，故沿其旧音。”如果没有明初以来众多四川移民的迁入，莱州境内断不会形成沿用蜀地“旧音”的现象。

　　接着，通过山东地名志，统计出来自四川的移民分布情况，其中有一多半来自成都府。除成都府外，还有来自成都府周边的辖县，如成都、华阳、新都、郫县、广汉、金堂、内江、资阳、绵竹、德阳的。更有来自川西片区雅安，川北片区梓潼、岳池、射洪，川南片区永宁、夹江、南溪、峨眉、泸州、隆昌，川东片区丰都、奉节等地的。

　　针对这一现象，陈教授向记者解释说，上述祖籍分布正好与明玉珍大夏政权在的经营地盘与大夏灭亡后四川政治军事格局相吻合：第一，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川西地区，一直是维系大夏政权的重要基地。明朝有必要在此区大力推行强制移徙的措施，因此来自成都府的移徙对象必然多于其他地区。第二，川北片区是成都平原的外围地区，它扼守着通往成都平原的险关要道。在明军平蜀过程中，大夏军队凭借此区的险要地势，阻挡从北面而来的傅友德军，使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战事结束之后，当战胜者采取政治性移民手段对同情、支持明氏政权的百姓进行清算时，移徙对象多出自本区应该也是合乎情理的。第三，川南片区是元、大夏、明初湖广移民的叠压汇聚之区。元末明玉珍建立大夏政权，定都重庆，明氏部众及其家属乡邻入川往依，大多聚居此区。亡夏后，明氏溃卒四处溃逃，能为他们提供安身立命的地方，只有僻处西南一隅的川南地区。彭普贵正是凭借这一社会基础，在此区积蓄力量，发动反明活动。事定之后，明朝为铲除旧势力复辟的温床与土壤，必然将此区作为清洗的重点。

　　陈教授特别指出，胶东半岛四川移民很少迁自川东地区。这是因为，亡夏之初，随着明昇母子的归降，明朝几乎将聚集在重庆及川东地区的大夏旧政权的政治、军事核心力量一网打尽。接着，朱元璋又在重庆府设置守卫千户所，将一批征蜀的外省籍明军将士留镇重庆，就地安置。这样，在莱州村落的移民分布中，就很少有川东移民来此建村的记录。

　　历史细节旁证移民来自成都

　　胶东半岛四川移民祖籍的上述分布，与大夏残余势力之间存在一定勾连关系，是否是一种偶然巧合呢？这还需要拿出旁证来支持。陈世松教授向新报记者介绍说：出现在大夏成都守军为抵抗明军所使用的一种独特战法——“象阵”就是最可靠的证据。陈教授引述《明太祖实录》《明史》等第一手官方史料的记述：洪武四年七月，坚守成都的大夏丞相戴寿，为了抵御明军攻城，曾经使用了一种罕见的战法：“以象戴甲士，列于阵前。”这些“象”来自哪里呢？

　　原来，明玉珍在重庆称帝不久，曾经派兵分三路远征云南。在这三路大军中，由万胜所率中军主力，途经设在今叙永县东城的永宁镇边都元帅府辖区时，得到了当地诸部“蛮酋”的全力配合和支持。大夏兵从云南败归四川时，带回了产自云南的各种战利品，其中包括大象和良马，还有征自“乌撒”诸部的少数民族士卒。万胜在向明玉珍的呈表中说：“即遣侍中杨源表闻，获其象以献”。明昇投降后，良马作为贡品献给了朱元璋，被供养在皇家御苑，而从云南带回来的大象，则现身于成都城下。

　　陈教授依据大夏军所使用的“象阵”这一历史细节推测，在万胜死于大夏朝廷内部倾轧后，由他从云南带回来的大象和少数民族士卒，则归丞相戴寿接管。当戴寿率领成都“士马三万”归降明军时，这批云南少数民族士卒自然回不了故乡。再后来，当戴寿被朱元璋论罪处置之后，作为戴寿旧部的降卒，理当随同明氏余孽一道被遣散处置，乃至远徙至异乡。于是这批云南少数民族士卒也就成为了以成都为中转站的二次移民。

　　新报记者还了解到，在黄海沿岸一些地方（如青岛、威海、烟台等地）的居民中，有许多人声称祖籍来自云南乌撒。过去在解释云南迁民的移徙缘由时，一般将其说成是明朝征服云南后，因卫军戍守换防所致。但在发现“象阵”旁证与大夏军队连接起来的逻辑关系后，陈教授推论说：早在云南征服前，即有云南乌撒部众少数民族士卒被作为大夏降卒移徙出去。这部分从成都移徙出去的少数民族士卒，无疑就成为了胶东“云南迁民”的最早来源。由此，陈教授得出结论说：“从根源上讲，胶东半岛川滇移民问题的产生，实际上是因同一事由——铲除明氏政权在四川的残余势力，而被明初政府一起移徙至胶东半岛的。”这也就是作者将论文题目定为“川滇移民由来考”的原因之所在。

　　在“洪武二年”纪年形式背后

　　在莱州半岛的民间传说中，居民多称“其先世率于明洪武二年”迁入。 有统计数据表明，在莱州四川移民村落中，建置于洪武二年的比例多达64%。而我们知道，洪武二年四川仍归大夏政权所据，云南尚为残元势力控制。度以理势，这一年绝不可能有川滇移民迁入胶东地区。那么，应该如何来解读“洪武二年”现象？陈世松教授在文章解释说，“洪武二年”是一个内涵相当丰富的纪年书写形式，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有不同的代指意义。

　　首先，“洪武二年”是一种通行于全国各地用以表示明初的纪年方式。明初全国各地除需以确切年份来书写移徙事件外，通常都是以“洪武二年”这种纪年方式来加以表示。其所涉及范围甚广，遍及北平、河南、山西、山东、湖广、江西、安徽、江浙等地区。 从历史的前因后果分析，洪武元年十月明军攻克元大都，固然标志着元朝政权的覆灭，但元朝有生力量犹存，只是到了洪武二年十月元顺帝病死应昌后，元朝旧政权大势已去，这才退守漠北和林，从此彻底丧失了主宰中原的统治地位，宣告了大元帝国的终结。而洪武元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登基称帝，朝纲初建，百废待兴，加之北伐正在进行，中原待定，许多大政方针还来不及施行。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政策，或始于洪武二年，或在此前后推出，从而使国家机器强力干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印记得以彰显。因此，早已纳入明朝统治的上述地区，流行“洪武二年”的纪年方式，用以代指明初，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其次，洪武二年在四川地区最初本是一种出自“避忌”的纪年方式。因为早在明军平蜀之前，已有各种类型的楚籍民众迁入四川，其中既有元末自楚避难入蜀者，也有追随明玉珍相与入川者，他们一道构成为“蜀人楚籍” 的主体。在洪武四年明朝统治四川之后，这一群体为适应新政权革除“伪号”的需要，耻于再言大夏政权，遂将原本于元末或大夏时期迁入的年代，转写成了“洪武二年”。其后经过明清易代鼎革，随着清初大量外省移民的涌入，为了将其与旧民相区分，民间遂以“洪武二年”作为识别明初迁入者身份的标志。这样，“洪武二年”就成为了四川地区用以代指“洪武初”或明初的一种文本书写形式。

　　最后，“洪武二年”又是一种象征恢复汉族正朔的纪年方式。在宋、元、明王朝更迭过程中，华夏文明主体传承地位经历了由汉族——蒙古族——汉族的演变。在宋、元、明王朝的更迭过程中，由于灭亡南宋的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于理宗景定元年（1260）庚申，故称“五庚”，成了蒙古终结汉人统治的预兆。蒙古末代君主元顺帝，因出生于延祐七年（1320）庚申，被称为“庚申帝”，他于洪武二年病逝，于是就以“六庚”作为汉人取代蒙古大位的象征。到了明清易代后，处于清朝统治下的汉人，也拿庚申帝阐述其微言大义，颇有以宋元比附明清境况之意。受此民族意识的影响，“洪武二年”又被赋予了终结异族统治、恢复汉族正朔的转折标志。 及至清末民初，随着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在经历了“革命排满”与“清帝逊位”等重大事件之后，潜藏在知识精英体内的“光复汉族”意识又躁动起来。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洪武二年”这一颇能牵动民族神经的纪年符号，很容易再度成为人们表达自己复杂心理情感的工具。

　　基于以上分析，陈教授指出：四川与胶东半岛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但联系到历史上受元末蒙古统治背景下的长期战乱所带来的苦难，以及紧随其后发生于明初的强制性移民迁徙，出于一种对先世迁徙苦难历程的追思与缅怀，作为他们后裔的两地民众，更愿意将其祖辈迁入当地的时间，书写为一个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年份——洪武二年。这样，“洪武二年”作为代指明初的书写符号，自然就在移民迁出地和迁入地两端同时流传开来。

　　揭开“铁碓臼”传说的历史真相

　　在中国移民史上，大量移民后裔声称自己祖先来自同一个地方，由此形成了许多讲述自己祖先迁徙的动人故事。与北方地区民众普遍将大槐树视为祖籍地不一样，在四川移民集中的莱州、招远（今属烟台市）等地，广为流行的则是关于始祖从 “四川成都府铁碓臼”迁来当地建村的传说。

　　为了弄清“成都府铁碓臼”的具体位置，陈世松教授首先从当地搜集到的三个文本资料关于“铁碓臼”的记述，归纳其方位指向，即都位于成都府华阳县（今属成都市锦江区）偏南的一个地方。

　　根据历史记述和结合实地调查发现，明朝在洪武四年七月攻占成都后，即于九月，在成都城南设立了四川境内第一个卫所——成都前卫。成都前卫的具体位置在成都府治南六里，这一方位与三个文本所描述的“铁碓臼”地理坐标——“华阳县东门里”“南关”“南门外”大体相符。经过几百年的历史风雨冲刷，设在华阳县的成都前卫署虽然在清初不复存在了，但建在卫署旧址上的前卫街却一直保存下来。民国年间地方志编者考证认为，“今县治前卫街即明成都前卫署址。”后来，随着时代巨变和城市发展，前卫街也于近些年从成都地图上消失了。

　　以此为依据，陈教授分析说，当时正值戴寿率大夏三万成都守军投降明朝不久，新旧政权交替，局势难免动荡，为此亟须派驻重兵加以威慑。成都前卫之设置，既可满足安定社会秩序的需要，更有利于承担收容、监管三万降卒的重任。其后，三万降卒像人间蒸发一样消失，他们很可能就被集中在这座有重兵把守的军营中等待收编处置。

　　那么，成都前卫与“铁碓臼”又有什么联系？ 陈教授在文章中考证说，从四川农村的习惯来看，旧时农村用来舂米的碓臼（俗称碓窝），一般是以石材制作的，在日常生活中罕见用金属碓臼——铁碓臼来加工谷物者。如果沿着舂米的实用功能去寻找破解答案，很容易被表象所迷惑。要回答 “铁碓臼”究竟为何物的问题，须与成都前卫驻地的客观环境联系起来思考。

　　陈教授让新报记者设身处地思考，试想失去人生自由的大夏降卒，在被集中关押于前卫的日子里，成天与军营相伴，能够给他们造成强烈感官冲击和心灵震撼的东西是什么？他认为，首当其冲的不外是明初军队的旌旗之制。接着陈教授向记者介绍明代的旌旗制度。他引据戚继光《纪效新书》和程子颐《武备要略》说，明代治兵束伍最重旌旗，军中旗帜名目繁多，旗杆制作十分讲究。旗杆旗头一般使用铁制的枪头，杆底端多用“木葫芦”。为便于宿营插旗，有的旗杆还须在底端木葫芦上再加套一个“枪头”。 这种加套在旗杆底端的枪头，以铁制成，呈圆锥形，上大下小，颇似一个微缩的“铁碓臼”， 活动自如，可加套可卸取。行军时卸下套在木葫芦上的枪头，便于挈举飞舞；宿营时再套加上枪头，以利于插在地上，起到插军旗树军威的作用。

　　陈教授指出，成都前卫既是驻军重地，营中必然旗杆林立，各色军旗迎风招展，金鼓号角齐鸣，体现了明初军队的强盛军力、精良装备与严整军仪。这一切都可能引起大夏降卒的诸多联想，通过明军与大夏军的横向比较，在他们心中难免会产生强烈的落差，以至留下终身难忘的记忆。在成都前卫集中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人们，后来被明政府发遣到了四面八方。在客居异乡日久年深之后，人们也许记不清前卫驻地的名称，但对军营中所见到的点点滴滴却是记忆犹新，尤其是对于军营中的军旗以及套加在旗杆底端那一个个颇似微缩的“铁碓臼”的枪头，更是念兹在兹。

　　大夏降卒文化水平一般不高，当他们在将前卫营中这段难忘经历讲述给子孙后代听时，常常情不自禁地用“铁碓臼”这一通俗形象的词语来代指其驻地。也许这一朗朗上口的说法更易于表达自己的心情与感受，同时也更能获得移民后辈们的认可。于是，一个关于自己祖先来自“四川成都府铁碓臼”的传说故事风行于胶东半岛、莱州海湾，至于潜藏在传说背后的历史真相，随着年久代湮早已无人讲得清楚了。

　　复原一段600年前的移民史事

　　在听完陈世松教授详细阐述自己的证据及发现过程之后，新报记者怀着急迫的心情想要知道明初四川移民为什么要迁往莱州海湾的原因。这时，陈教授才缓缓地对记者讲述道，在明初，远徙降卒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它总是和将要开展的战事、将要实现的政治军事目标联系在一起，不失为明初全国盘棋上一枚重要棋子。例如，明朝灭元后，四川用兵在即，朱元璋在徐达攻克大都后，即下达了移徙蒙古降卒的诏令：“令从伐蜀，蜀平，就留以守御。”四川平定后，胶东半岛倭患日益严重，亟待加强守御。洪武五年三月置“胶州守卫千户所”。六年以於显为总兵官，出海巡倭寇，倭寇莱、登。七年正月命总兵吴祯巡海捕倭。在这种背景下，被集中收编起来的大夏降卒，极有可能被部署到倭患严重的胶东半岛前线，让其在防御海寇的战事中效命。此举不仅有助于增加维护海疆边防、强化胶东卫所建设的力量，同时还能对明玉珍残余势力起到分化瓦解的作用，从而有利于消弭反侧势力隐患、稳定四川的社会秩序和政治局势。

　　这样一种推演的结局，为胶东地区不少四川籍移民后裔的家世案例所证实。如原籍“四川成都府红花市内”的赵守义，于“明初任金州卫经历，以防御海寇，功擢佥事，因家东莱。” 在莱州市境内，有几个乡镇就是因为明初曾有武官统兵在此安营扎寨而得名的。参与当地许多自然村落建置的姓氏成员，除了以男丁为主外，也有父子、兄弟、亲戚同行者，更有“姊妹五人”。这种人员关系使人很容易联想到，这可能是一种先有“正军”先行，继有“余丁”随至的军户性质的迁徙方式。

　　陈教授最后指出，胶东半岛川滇移民由来个案的探讨，印证了移民史与移民传说研究互补的重要性。强制性远徙降卒行动，原本是一个完整的移民过程，但由于移民迁出地与移民迁入地史料链条的断裂，依靠移民史研究，固然能证明外徙大夏降卒带有明显的战略意图，但却无法了解其移徙去向；依靠民间传说解读，固然能证明有移徙人群从四川迁入胶东半岛，但却无法弄清迁徙缘由与迁徙者的身世。只有二者结合起来，实现移民史与移民传说研究的优势互补，方才有可能将大夏降卒远徙胶东半岛的完整过程复现出来。

　　新报记者了解到，陈教授的上述研究观点，是建立在各类文献记载、史家所言以及实地勘察的基础之上的，他首先将大众所知的发生在湖广、江西、东南、华北等地区的迁徙活动，联属为一种贯穿于洪武之世、盛行于全国各地的移徙趋势；其次将朱元璋处置明玉珍残余势力的细节，联属为四川境内一种政治性移民行为的客观存在；再次将莱州四川移民村落祖籍分布地，与明氏军队和残余势力活动区域相对接，联属为蜀、鲁移民迁徙交集的可能性；最后将明玉珍军队远征云南中乌撒等少数民族纳款供输，“象载甲士”现身成都阵前等“小情节”细节拼合起来，联属为“云南迁民”与明氏旧部一起外迁的可能性。“通过将各种各样的碎片式的信息有条理有秩序地整合起来，看似漫无头绪的有关胶东半岛居民祖先来自明初川滇移民的传说，就变得合情合理了。”陈教授最后总结说。

　　记者手记》》

　　当新报记者为陈世松教授十六年磨一剑做研究的精神所激励和启迪的同时，更为陈教授取得的重大成果感到惊叹和震撼。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历史上，以明初大移民为题材的反映祖先迁徙的民间传说（如山西大槐树、江西瓦屑坝、麻城孝感乡、山东枣林庄、江苏阊门、南京柳树湾等）流传于大江南北，在民众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们被公认为八大移民圣地。在陈教授这篇《明初胶东半岛川滇移民由来考》论文公布之后，成都或许应该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九大寻根问祖的移民圣地？（新报记者 魏敏）

编辑：成欣

关注川南在线网微信公众号
长按或扫描二维码 ，获取更多最新资讯 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