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泸州故事"（二）：梦里几回老泸州

　　编者按：新报上一期（14日95期）开始，以《梦里几回老泸州》为总题，拟在两个半月时间里，开始连续刊发记者集体采写的老泸州城与人方方面面的情况，以期展现出泸州从小城发展为大城的历史轨迹。上一期探询了老泸州人历史上被无数次大换血、老泸州人已被大城“消融”的前因后果，并就老泸州人的身份标志和生活地域作了界定。本期，将对过去的小城泸州再作多角度纵深回忆。

　　老城回顾：历史风尘中的泸州

　　人们说，回忆过去是一种甜蜜，也是一种豪情。那么，在老泸州人眼中，老泸州是什么模样呢？儿时的记忆还有几多未忘？

　　解放时泸州被蒋军称为西南第二补给所

　　1949年1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10军28师，从贵州赤水经泸县分水场至泰安场，渡江进驻罗汉场和高坝23兵工厂。师长陈云中通过电话同国民党驻泸州城的叙泸警备司令郭汝瑰接洽，郭不意解放军突至，立率所部西撤宜宾（随后在宜宾起义）。16时许，该师进抵小市，沱江浮桥被拆，不得渡。20时许，由起义的警察中队驾船渡江，地下党泸县临工委书记王新民等，组织各界人士在馆驿嘴迎接解放军入城。泸州城宣告解放。

　　随部队进城、时任川南军区后勤部政委的范朝福（1964年晋升少将军衔），拟就《泸县工作报告》一文，详细记录了他在泸州城20天的见闻：“泸县（即泸州——编者注）于去年（1949年）12月3日解放，市区纵长30余华里，地当长、沱两江之合流点，水陆交通极为便利，工商极其发达，辖有小市、蓝田、二郎滩及南、北城等五镇，约有10万人口以上。该市库厂林立，计有较大的23兵工厂、电信器材制造厂、电厂、酒精厂及兵工器材总库、卫生器材总库、空军材料库、聚点仓库等大小规模20所左右。故称谓蒋匪西南第二补给所，亦是川南的军事要地。该县曾驻留伪七十九军、四十四军、七十二军等四个匪军留守处，及伪荣军教养院、专员公署等机关单位，较他城复杂。”

　　省辖市前的泸州

　　就是一座小城

　　省辖泸州市原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副局长、市建委第一任主任关志新，是1984年从火炬厂调到泸州工作的。他回忆：初到泸州，所住的新区转盘（凤凰山）即使是6层楼房，附近仍是农村，什么都没有，想买菜就要走到大云路或者南极子那边去买。只有运气好，才碰得到路边叫卖的小贩。

　　在泸州居住了60年的市农业局退休干部蒋维熙告诉记者，当时南门这边，还没修到广凤路，龙泉桥也是省辖市成立后扩街时才修的。新区大转盘的背后都是后来才发展的，出去就是南城公社的地盘了，如飞跃大队的麻柳湾、堰塘湾等等。大山坪也是后来发展的，电信大楼那些地方以前也是农村，现在四川省警察学院那些位置过去又是另一个大队的了。西门出去枇杷沟就是城外了，以前小市回龙湾上去到水井坎那些位置就是农村，叫新民公社。

　　“广云路也要通车成了神话！”

　　市残联原理事长彭正芝1985年从部队转业分配到泸州工作，被安排居住在忠山路二段柏杨坪的市福利院内。他回忆：

　　上世纪八十年代，市福利院这片地区是南城公社堰塘湾生产队所在，已经处在市区边缘，一大片山，种满庄稼，或者长满矮小的灌木林。农民们居住的是茅草土屋，好一点的人家才有瓦房，景象和现今古蔺山区那些农民一样。他们吃穿朴素简单，身着蓝布衣服、黄胶鞋，起早贪黑耕地种菜。

　　八十年代末兴建的泸州市中医院更是孤零零的独一户，周围全是生产队的田地。人们甚至感到不可思议：“这么荒凉的地方，谁来看病？”我们初初搬到大山坪的政府大楼工作时，来回办事也是在田坎上走动，旁边田地里便是拉着牛，犁田耕地的农民。

　　广云路小学退休教师周凤梧回忆：以前城里居民的住房很破旧，一般都是一楼一底，青瓦房，一刮大风许多人家的瓦都会被揭。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才在广云路一带开始修四楼一底的楼房。当时，整座城街道狭小，街上的车辆也寥寥无几。只有经过58公里，过沱江一桥到西门到泸州六中到柏杨坪到纪念标到三道桥渡河去蓝田（321国道老线路——编者注）的货车比较多。城中间没有一处红绿灯。我告诉学生，20年后广云路也要通汽车了，小孩子们都睁大了眼睛，没有相信的，完全认为老师在说神话。　

　　小城尴尬事：一涨水就淹城

　　小小泸州城，三面临江。老泸州人一般把长江称为“大河”，把沱江成为“小河”，并把两江交汇处各平行于长沱二江的小街，命名为大河街、小河街。居住在河边的市民，每年最尴尬的事情，就是搬家。

　　泸医退休职工董代富告诉记者，以前，泸州城区只在南边到三星街、西边到皂角巷枇杷沟口口、北到馆驿嘴的狭小半岛上，其它都是河边。一到夏天涨水，大河水就要倒灌进城，整个营沟头、东门口、大河街都会被淹。

　　江阳区委宣传部新闻科原科长朱永江说，每年5至10月，涨水的时候，机关干部都要到一线“盯倒”，小河街、馆驿嘴、大河街、东门口、宝来桥一直到澄溪口一带，每次涨水的时候，机关干部就要去动员沿岸居民，帮助他们搬家，洪水退了以后又要帮忙清洗街道。必须边退边洗，不然淤泥堆起就洗不干净了。特别是1991年“8•10”洪水，那次洪水很大，当时江边棚户区居民很多还没有撤走，我们帮他们搬东西、安置他们，清洗街道，在馆驿嘴熬了3天通宵。

　　小城龙门阵：小河发“母猪龙”

　　正因为涨水，老泸州城就家家流传着小河发“母猪龙”的龙门阵。虽然版本繁多，但大意相同。记者为此找到了若干老年人了解。最后，以市体育局退休干部黄烈本讲的为正本：

　　每年到了枯水期，沱江“小河”水就会收缩到小市那边，沿小市那边的江岸汇入长江，而从馆驿嘴到枇杷沟这边沿岸就会露出一片宽阔的沙坝，很多小孩子喜欢到沙坝上玩沙子。

　　有一回几个小伙伴在沙坝上翻筋斗，玩得起劲之时，突然“小河”阵阵浪吼声震耳而来，上游涌起足足有四五米高的巨浪，万马奔腾般猛扑下来，整个江面泥沙翻滚。

　　立时，有人边跑边喊：“小河发母猪龙了！小河发母猪龙了！”两岸马上跑来许多人围观。

　　“母猪龙”曾是泸州沱江里的一道奇观，如同钱塘江涨潮一般壮观，直到沱江大桥建起后就再也没有看到发过“母猪龙”了。听一代一代的老人们传说，“母猪龙”是一种水怪，被金钟道人的金钟罩在江底。“母猪龙”饿慌了就会在江底拱金钟，金钟被拱得一起一伏，江面便浪潮如涌。也有人猜测，这一自然现象是地下天然气所致，但直到现在都没有人解开这个谜。

　　泸州老城：小家碧玉枕江边

　　江中有野鸭街上燕子飞

　　1951年生于三牌坊（现在的迎晖路），曾任市中区文化馆馆长、泸州日报社副刊部主任的钱代富，对记者回忆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泸州是最美的，山清水秀，就像白居易诗里写的“春来江水绿如蓝”。直到七十年代末期，这样的景象都偶尔还有。

　　在长沱两江的交汇处有水鸟自由飞翔，水面上野鸭子嘎嘎成群欢叫。

　　秋天更有诗意，天空中成排的大雁变换出各种队形，一对一对从湛蓝的天空下飞过，偶尔还有很大的老鹰在盘旋，地上的人们看得津津有味，这时候，孩子们口中就念着“雁鹅雁，扯扁担”。

　　春天发桃花水的季节，成千上万的燕子飞到城内，在人群中飞翔穿梭，黄昏时站满了街道两旁的电线。

　　在老城区的街道，还经常能看见鸡鸭鹅大摇大摆地在街上怡然自乐，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田园美景。

　　全城主要街道只有三条

　　谈起对省辖泸州市建立以前老泸州的印象，已经退休的资深媒体人欧盛章先生说：“上世纪五十代末，泸州市由于受当时左倾路线的冲击，从泸州专区所在地降格为宜宾地区管辖的县级市，从此几十年几乎没有多大发展。说起是市，其实面积比现在的很多县城都小。

　　八十年代以前的泸州老城，只有两三平方公里，只有三条大致平行于长江的弯弯曲曲的街道贯通全城：一条从孝义路起经大十字、慈善路、三星街、上平远路出市区到三道桥（即现今的次干道），其中，慈善路是贯通全城最主要的街道，在当时最为闹热；一条叫新马路，从东门口到下三星街口；还有一条从大慈路经大营路到上三星街口。这两条街的长度都只有1公里左右。还有一条，就是斜着从沱江一桥到西门到广场的一条，但是这条是老国道321线的过境公路。当时的公园路加梓橦路还没有贯通全城，没有成为现在江阳中路的主干道。

　　小城掩映在高大的树木中

　　已界八旬、在地辖泸州市委机关工作了若干年的刘承弟回忆，老泸州城区面积虽然很小，但是依山傍水，山清水秀，小家碧玉。当时沿长江的顺城街，还有大段大段的老城墙，就像现在凝光门城门洞旁那样的老城墙。沿长沱两江的很多溪沟口，一般都长有很大的黄桷树，像一把把撑在江边的巨型绿伞；市区从营沟出去的凤凰山和忠山上，长满了高大挺拔的香樟树。全城以小青瓦房为主，掩映在不少高大的树木中，比如肖巷子靠市府路的巷口，就有一株三四个人才能合抱的大树。远远望去，整个老城区依山而建，层层绿荫，像一幅浓墨重彩的山水画。又像一个含羞的少女，欲露还羞。

　　最高建筑就是钟鼓楼和报恩塔

　　打小在大北街生活了若干年，并开了著名李四裁缝店的李宗才感概：当时泸州具有代表性的“高大建筑”，就是如今已被淹没在林立的高楼群中的钟鼓楼和白塔（报恩塔）。

　　画家邓世华业说，以至于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泸州城市的简笔画，还以钟鼓楼、报恩塔和沱江大桥作为城市的标志。

　　大河小河百舸争流

　　彭正芝本是泸县福集镇青龙人，他除了对泸州是小城、城周就是农村印象深刻外，还对泸州市区仿佛一个“孤岛”记忆尤深。他说1955年10岁时候，第一次从乡下跟着婶婶来泸州购置生活用品，除了异常兴奋外，最大的感觉就是进出城区、四面八方都只能靠乘船，就像今天的鼓浪屿一般。由于错过了隆昌到泸州的班车又想省下车费，一老一小从福集走路进的城。现在看来短短的车程，当时可走了两天一夜，走累了3毛钱夜宿石洞场一家满是跳蚤的旅馆，吃下自带的熟红薯，休息过后便继续赶路。到了小市，从上码头坐上人工划桨的渡船，到达市区会津门渡口下的船。

　　泸州，居沱江和长江交汇之地，“州城肘江负山，枕带双流，舟车之要冲也”，确实是一座依山傍水、依水而兴的港口城市。据考，早在汉代，水运就在泸州兴起；宋代泸州，即为全国年征税10万贯以上的26座城池之一；明代泸州，更与成都、重庆鼎足，名列全国33个商业名都；入清，泸州成为号称“川南第一州”的繁华城市。江河水运，一直承载着泸州人欣欣向荣的希望，带动了泸州城的繁荣与发展。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公路网不发达，汽车也很少，到成都、重庆，坐车也需要至少七八个小时。由于泸州有长沱两江拥抱，水上航运就成为了泸州人出行、泸州乃至周边货物运输的主要渠道，长沱两江，百舸争流，一派繁忙。

　　长途客船码头人头攒动

　　今年78岁、重庆轮船公司泸州分公司退休职工马良群介绍，她1953年在泸州一航司参加工作，1966年调重庆轮船总公司泸州分公司，对泸州客船运输繁忙的印象很深。“那时候，全城大大小小的码头渡口非常繁忙。”

　　她说，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前，泸州上有开宜宾、乐山，下有开重庆的大客船，名为“红卫某某号”，由当时的省轮司经营。这些船分别停靠在东门口到大河街的一、二、三号码头和现在市府路河边的四号码头。一个船可以载三四百人，分为软卧、硬卧和大仓3个舱位。下水去重庆，顺流走大概500公里水路，当天晚上五六点钟能到重庆，上水回泸州则要2天时间；到宜宾上下水都在1天以内，只是上水早上三四点钟就开船了，要晚上才能到。每天早上和晚上，这几个码头乘船的、送客的、接客的，人多得很，加上看客和小贩叫卖，一派热闹景象。

　　“我就常常坐着‘红卫号’往返于重庆和泸州之间。到各个乡镇的大小客船，我也坐得多，好多人都没有我坐的船多。”马婆婆捂着嘴笑着说，职工可以享受坐“曰白”船的待遇（曰白：泸州土话，意味免费）。

　　绕城都是渡河船

　　1944年生于泸州市红十字医院（现改为泸州市人民医院），现在居住成都的著名作家、文艺评论家何开四，关于泸州的回忆很多。他告诉记者，父亲何白李是泸州著名的教育家，曾任泸州师范学校（原川南师范学堂）副校长。泸州师范学校最早位于梓橦路与水井沟之间，后来搬迁到城南永丰桥畔。是一座历史悠久，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中等师范学校。

　　1969年—1979年，何开四在沙湾泸州五中教书，由于家住市区，他每天都要坐船过江去上课。当时过江的工具是木船，一个掌舵，一个划船，还有一个专门收票。

　　船从澄溪口逆流而上，经过鸭儿凼，再到沙湾，大约要半个小时才能过江。何开四回忆说，每每遇到涨水，风高浪急，渡口封渡之后就不能再过江。泸州秋冬雾气频繁，就像苏东坡描绘的“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等雾散去之后才能过江，等他到达学校后已是中午，上午的课程就泡汤了。

　　何开四说，一直到1974年左右，泸州开始使用机动船，称为“汽划子”，过江速度才比以前快了很多。

　　今年69岁的泸州医学院退休教师董代富，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泸州渡口做了概述：泸州除了建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沱江大桥外，要过长沱两江，就只能乘渡船。 城区的渡口有好多个：枇杷沟渡口、会津门渡口、馆驿嘴渡口、宝来桥渡口、铜码头渡口、澄溪口渡口、小关门渡口、三道桥渡口，还有小市也有若干渡口。在三道桥渡口，还有一个专门的汽车渡船，每天坐船渡河的有好几千人。那时短途客运船也比较多，到罗汉场可以在馆驿嘴坐“汽划子”；到白沙、弥陀、朱沱、合江，可以在东门口坐船；到纳溪、大渡口、井口、江安、南溪，可以在东门口、四码头坐船，到蓝田可以在澄溪口坐船；沱江上还有很多揽载船，在枇杷沟和大北门外的沱江边坐，可以到胡市、海潮……长沱两江沿线大大小小的乡镇、乡场都有客船停靠。

　　美军吉普车队过沱江

　　渡口多，自然龙门阵多。有一个真实的传说，还留在上了年纪的泸州人心中。

　　抗战时期，中国和英美结盟共同对付日本法西斯，有不少美国兵经过泸州。有一年，就有二三十辆吉普车，浩浩荡荡地从大河街一直开到沱江边，排着长队等待过河。

　　那时没有沱江大桥，过沱江，无论是人还是车都得靠轮渡。一般轮渡渡人，汽车轮渡专门渡车。这些美国兵都戴着“船儿帽”，一个个蓝眼睛、黄头发，人高马大，尾随围观的市民多如牛毛。

　　汽车轮渡一次只能一前一后装两个大卡车，开船的师傅只凭过去的经验，看到美国兵的吉普车没法并排放（因为轮渡船两边，有约20厘米高的边沿，是为了防止汽车不小心开到河里去而专门构造的），只能前前后后顺序装4个，所以就让美国兵们依次开4辆吉普上船。可是一个好像是当官的美国兵很不满意，叽里哇拉地说着什么，两个美国兵便拿来卷尺量了一下轮渡的宽度后，几个美国兵又凑在一起叽里哇拉地说了一通，边说边用手朝轮渡比划。

　　最后，几个人好像谈妥了，只见其中一个美国军官朝车队吼了一声，一辆吉普便慢慢开上轮渡。这辆吉普居然有一边的轮子开在轮渡的边沿上。随后，另一边也开上一辆。两辆吉普都剩了半边轮子在轮渡边沿上，这样正好能并排停放。没一会儿，一艘轮渡上就开上了整整10辆吉普。

　　美国兵走了好多年，沿江居住的许多老泸州人，对美国人精湛的驾驶技术、尤其是懂得及时变通的处事方式还津津乐道。只是由于“美帝国主义”恐怖的宣传，没有人敢旧事重提了。

　　泸州曾有几万人搞航运

　　年近六十的陈昌华，1955年生于新马路，现一家三代同住于龙马潭区转角店一航司宿舍。他精神矍铄，说话掷地有声。当知青回城后，17岁起就进泸州市一航司工作，直到3年前才退休。他肚子里泸州水上运输的故事不少。“那时泸州内河航运有主要这几个单位：长航社（即一航司）和重庆轮船公司泸州分公司，主要经营水上长线客运和货运；短航社是二航司，经营短途水运和渡河船。这3个公司加上位于山岩脑的泸州市造船厂、位于茜草和沙湾的造船厂，是当时泸州城里几个可以造船的单位。一个小小的泸州，同时有那么多个水运公司和造船厂，自然有几万人从事水上运输，可见，当时泸州水上航运业的繁荣。”

　　陈昌华还特别介绍：一航司的前身是1952年成立的泸州前锋社，1954年成为泸州专区航运公司，是当时泸州专区最大的水运单位，也是泸州第一个有造船厂的水上运输单位，职工最多时有1万多人，货运可以从泸州直达上海。

　　“船夫子”成群结队过泸州陈昌华继续向记者介绍，“一航司造的拖轮、客船、铁驳、机船都有，出名的有500吨级的川航528、川航538；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建造的水泥船，在整个四川都出名得很。”陈昌华说起这些往事，脸上不由得流露出自豪表情。但是，更多的是木船。“都用人工来拉。老泸州人就叫这些人为‘船夫子’。”

　　陈昌华回忆了自己当过三年纤夫拉船的经历：“远远没有尹相杰和余文华唱的《纤夫的爱》那么浪漫。一双厚实的草鞋，一个布袋做的肩带，一群汉子光着膀子，一步一步在悬崖峭壁的江岸上艰难地逆流拉船，有时还要手脚并用。一队“船夫子”的人数，根据木船吨位大小，有多有少。至少的也有七八人，多的有时候会达到三十人以上。遇到险滩激流，就数队“船夫子”轮流互相帮助拉同一条船，可以达到五六十人，场面壮观至极。

　　“哟嗬哟、嗬哟嗬，哟嗬哟哟、嗬哟嗬；也嗨啊、也嗨啊，也嗨阿阿、也嗨啊……”吼着号子， “船夫子”们就这样艰难前行。大热天拉船，到了僻静处，都是全身脱光，赤条条拉更有劲，也防止汗水渍烂裆部；冬天，也有顺流拉船的。很多草鞋穿破了一双又一双，脚上的血泡和老茧一层摞一层，肩上勒出的淤痕一道又一道，那个苦只有纤夫自己才知道。“可是，小孩子不知道，只觉得好玩、好看，一过城，我们拉船的后面，跟着一群大大小小的娃儿看闹热。”陈昌华说，沿着长江、沱江，就像经过泸州天空的大雁队一样，每天有多少条木船经过，就有多少队“船夫子”往来，也就有多少群孩子尾随。不少老泸州人都记得，这，又是一道小城风景。

　　上世纪九十年代，成渝高速公路建成通车，高速路、铁路运输和跨江大桥的建设，对泸州长短途航运业的冲击很大。加上当时水运设备不先进，水运时间比较长，水运能力渐渐跟不上经济快速发展的步伐，导致客源和货源大量流失，水运收入骤减。泸州的水上运输业才开始衰退。“船夫子”这个职业在泸州也随着消失。

　　春节前，陈昌华来到泸州市一航司，看了看斑驳的大院，无限感慨：“老同事们走了、搬了，老泸州的水运兴旺景象只能沉淀于记忆中了。”

　　澄溪口曾是木筏大港湾

　　今年64岁的泸天化退休职工朱发奎说，泸州紧靠长江，是当时宜宾森工局原木水运出川的重要中转地。从宜宾放下来的木筏和从纳溪麻柳沱放下来的木筏，不少都要在泸州停靠休息和购物。“那时，从泸州四中（现外国语学校）河边到澄溪口河边，经常靠满了由许多原木扎成的大型木筏。这些木筏最远的要放到武汉、上海。几十个大木筏连在一起，场面非常壮观。现在，江面上再也看不到木筏了！”

　　危险营生——江上放木筏

　　不少老泸州人都有过放木筏的经历，即使没有亲历，也有看到过一排又一排木筏从江中飘过的情景。放木筏，是指把产地的木材捆绑成木筏顺江而下，吃喝在筏上。当时交通落后，运往长江下游的木材很多都是靠这种简单而极具冒险色彩的方式运输。

　　张家贵就是其中之一。1934年出生的他，居住地是在修滨江路前，馆驿嘴到东门口的一条沿江小街——后河街。张家贵回忆，已经被拆除了的后河街是那时泸州的米市。

　　由于在长江边长大，张家贵自幼练出了一身好水性，用他的话说，泸州娃儿，喝长沱两江水养大，当然水性好。

　　现在，张家贵都还有一个响亮的外号，叫“放筏队长”，这源于他隐藏的一个故事。上世纪五十年代，家庭经济困扰着很多泸州人。中学时期，张家贵一直做着放木筏的活儿。张家贵起初参加的是由居委会组织的放筏队。六十年代初，几个居委会联合成立了“泸州市放筏队”，这时张家贵已经高中毕业，放筏成了他的谋生之业。他说，泸州放筏的起点在澄溪口上河坝码头，放筏队会提供锅碗瓢盆，自备小刀一把，竹杆一根。木材主要来自宜宾、南溪、江安、兴文等地，目的地重庆最多，当然还有宜昌甚至更远。张家贵最远曾从泸州放木筏到过武汉。过险滩时，异常危险，在河里打烂撞翻木筏的情况随时可能发生，张家贵也遇到过。他说，罗汉场土地滩江中附近，暗礁特别多，有一次由于雾大，他就在这里撞翻了木筏，东西全掉进江中，幸好自己抱住一根木头，飘到下游才死里逃生。

　　在张家贵眼里，放筏见证了当时泸州城水运的风貌。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随着国家对航道的管制，以及对滥砍滥伐的控制，这种效率不高、具有不小危险性的职业慢慢消失了。（未完待续）

编辑：马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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