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西南医大附院的故事 | 香樟树下的接力~

忠山的香樟树又落了一层叶，我踩着落叶爬上220级台阶，看着眼前三十年几乎未变的景色：牌坊、假山、水池、电影院，恍惚间还能听见三十年多前的笑声——

那时我和小伙伴们总爱在这里比赛冲跑，不仅是这里，以前老外科楼门口的喷水池、球场坝，这座医院的每个角落，都曾是我们儿时的游乐场。我们这些“附二代”最爱玩的游戏是“模仿查房”，捡根树枝当听诊器，把假山喷水池当成“手术室”，直到电影院的放映灯亮起，方才舍得回家。

忠山220梯

1988年的急诊科值班室，我趴在木桌上写作业，抬头就能看见母亲在治疗室配药的背影。她的护士服袖口总沾着碘伏痕迹，手里的注射器在灯光下闪着冷光。母亲在摆满玻璃吊瓶的治疗室和抢救床之间穿梭，通讯嘛，基本靠嗓子。那时的门诊楼只有五层，水磨石地面被无数双鞋磨得发亮，走廊里总飘着淡淡的消毒水味。

黄烨的母亲

母亲的护士生涯，是用无数支青霉素皮试、无数次静脉穿刺写就的。她总说1998年那个冬天最难忘，流感肆虐时急诊室挤得像沙丁鱼罐头，她和同事们戴着棉纱口罩连续工作三十多个小时，大家都在拼尽全力救人。

“那时候哪有现在的防护装备”。她退休整理旧物时，翻出一个泛黄的工作证，照片上的年轻姑娘梳着齐耳短发，胸前的钢笔别在的确良衬衫上，“以前可没有那么多先进的监测仪器，抢救室只有一个洗胃机和血压计，心电监护是没有的，抢救全靠手速和经验。”

2001年我考上医学院时，医院已经开始显露出新模样。半坡上新修了眼病中心，我就是在这里摘掉了我的眼镜。行政楼旁立起了塔吊，住院部的矮楼也慢慢被新的住院部所取代。解剖课上，老师展示着人体模型，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在忠山顶上大学解剖室见过的人体器官标本，那时觉得神秘又可怕，如今却懂得了其中承载的生命重量。

真正穿上这身白大褂，是2006年的夏天。此时的急诊室已经有了分诊系统，手写病历逐步成为历史，母亲当年用过的玻璃针筒被收进了医院的档案室，取而代之的是更为方便的注射器、留置针和移动缴费终端。后来我们查房时，电脑能实时调取患者的所有检查数据，不再需要护工去取回一张张检查检验单。

而心身医学科的成立，更让我看到了医学的另一种温度——我们不仅要治疗身体的病痛，更要抚慰心灵的褶皱。有次值夜班，我遇到一位焦虑失眠的老人，他说总怀念以前医院的电影院，“那时候看完《地道战》，觉得医生护士和战士一样勇敢。”我忽然想起母亲说过，那些从部队转业的前辈们，就是带着战场上的拼劲建起这座医院的，香樟树下的每块砖石，都藏着“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去年冬天，已经退休的母亲来医院做体检，体检中心的导诊系统就为她安排好了所有流程，母亲轻声感叹：“以前找个部门要到处问人，现在可方便了，都不怎么排队。”阳光透过玻璃穹顶洒下来，照亮她鬓角的白发，也照亮了墙上“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金色铭牌。

从川南医院到如今的区域医疗中心，从青霉素皮试到精准医疗，从单纯的疾病治疗到全周期健康管理，这座医院的变迁，何尝不是一部浓缩的医学发展史？

傍晚的忠山，香樟树影被拉得很长。我走在下班的人群里，听见周围同事讨论着明天的工作，远处的住院楼亮起点点灯光。忽然明白，所谓传承，就是母亲把听诊器交到我手里时的郑重，是从1950年延续至今的，对生命的敬畏与守护。

而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故事——急诊室的灯光、电影院的胶片、喷水池的笑声，都成了年轮里最清晰的纹理，见证着一座医院如何从青涩走向成熟，也见证着一代代医者，如同忠山上的香樟树，一辈辈的扎根这里，落叶归根又萌新绿，用热爱与坚守，让健康的种子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

（信息来源：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文/图  黄烨）

编辑：肖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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