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吉甫与泸州：一个移民后裔的历史叙事生成

李云平

摘要：

很长时期以来，西周太师尹吉甫的籍贯是一桩悬而未决的历来公案，随着尹吉甫相关信息挖掘和研究工作的深入，真相也越来越明朗。本文突破传统籍贯之辩的范式，从移民史视角重新审视尹吉甫与泸州的关系。通过对历代文献的梳理与考辨，发现关于尹吉甫在泸州（古称江阳）事迹的记载，最早可追溯至西汉扬雄《琴清英》，又经东汉桑钦《水经》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的引载并再次验证，至宋代形成完整的叙事体系。结合泸州地处川南交通要冲的地理位置，以及先秦时期巴蜀与中原的人口流动背景，本文慎重提出：尹吉甫的先祖（约七世祖）原籍并非泸州土著，而是泸州有族谱文献记载的移民后裔。尹吉甫与其子伯奇在泸州学士山发生的悲剧事件（泸州史称琴台霜操），实为3072年前的移民后裔家族在泸州落地生根的文化记忆。这一发现不仅有助于理解尹吉甫籍贯在泸州的成因，也为探讨先秦时期关中与巴蜀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新视角。

关键词：尹吉甫 泸州 移民后裔 尹氏族谱 文化记忆 

武王伐纣徙兵图

一、引言

尹吉甫（前852-前775年），本姞（吉）姓，兮氏，名甲，字吉甫，号吉父、兮吉父、兮伯吉甫等，官至西周太师，是《诗经》的主要采编者、重要作者，被誉为“中华诗祖”。这样一位重要历史人物的籍贯，却成为千百年来的学术公案。湖北房县、四川泸州、山西平遥、河北南皮等地，皆有与尹吉甫相关的历史遗迹与民间传说。其中，“湖北房县说”有较为系统的文献支撑和实物证据，被中国诗经学会首任会长夏传才等学者采信；四川泸州说则依托《水经》等早期文献和丰富的文化遗存，在地方叙事中占据重要地位。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研究多囿于“籍贯之辨”的框架，试图论证尹吉甫到底是哪里人，这种非此即彼的思路，忽视了历史人物籍贯记载的复杂性，也未能解释为何多地会同时产生与尹吉甫相关的文化记忆。本文尝试引入移民史的研究视角，将泸州视为尹吉甫的先祖迁徙过程中的重要落足点，论证尹吉甫是目前泸州谱志文献中发现记载更早的军事移民后裔，同时他也成为新一代仕周移民开创者。这一命题的提出，旨在超越籍贯争议，揭示尹吉甫籍贯泸州背后蕴含的移民史内涵。

尹吉甫的先祖迁徙路线图（从天水到泸州）

二、文献所见尹吉甫与泸州的历史渊源

（一）早期文献的记载脉络

尹吉甫与泸州的关联，最早可追溯至西汉扬雄的《琴清英》，把尹吉甫与尹伯奇悲剧发生地附记于江阳。扬雄为蜀郡成都人，对巴蜀掌故熟悉。说明在汉代，泸州已盛传着尹吉甫父子的事迹或记载。由此可见，扬雄以蜀人和朝廷命官的身份，将尹吉甫父子事件发生地明确记载于江阳，是必然有历史依据的，不会是凭空附会的。东汉桑钦《水经》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沿袭了扬雄此说，进一步验证和明确了尹伯奇投江之地。北宋初年乐史编撰的国家大型地理志《太平寰宇记》，在引用《水经注》等文献记载时，又经过再次验证之后，明确记载尹吉甫是江阳人；尹伯奇投江之处与尹吉甫作《子安之操》的地点，明确记载为泸川县（泸州旧称）“黄龙堆”与“抚琴台”。^[1]清人张澍《养素堂文集》引述道：“吉甫闻船人之声，疑似伯奇，援琴作子安之操。澍按：《琴清英》亦言之江阳，今子云，蜀人，以此事叙入江阳，是以尹氏为江阳人也。”^[2]

《纳溪·尹吉甫文史资料专辑》第六页拍摄件

从春秋《孔子家语》《孟子》等经典中开始有“尹吉甫信谗逐伯奇投江”历史事件（即泸州史称“琴台霜操”典故）的记载伊始；至汉代，尹吉甫父子在泸州的事迹得到中国首部水系地理志《水经》、国史《汉书》的记载确认；至宋代，“尹吉甫，江阳人”在国家大型地理志《太平寰宇记》中得到官方确认。

（二）泸州的历史遗存与方志记载

据考证，自宋代以降，泸州逐渐形成以尹吉甫父子为核心的文化景观体系。南宋庆元年间，泸州始建祭祀尹吉甫的祠堂。此后，抚琴台、归子山、尹吉甫与夫人马氏墓，周太师故里坊等遗迹相继见于文献或留存于世。又据清代嘉庆《四川通志》记载，“尹吉甫信谗言逐伯奇”事件发生于周宣王四十三年（即公元前785年），距今已有2800多年历史。地方志对尹吉甫家族事迹的记载尤为详实。例如：清.康熙《四川总志》详细了泸州纪念尹吉甫的穆清祠等相关信息，民国《泸县志》收录了清代泸州知州于士采撰写的尹吉甫夫人马氏墓碑文。今泸州市纳溪区丰乐镇罗东村尹咀，仍有尹吉甫故居与夫人马氏墓地遗址，当地流传着大量的尹吉甫传说故事与纪念尹吉甫的尖峰庙、大鹏寺等文化遗迹；泸州城区则有丧牙脑、救牙沱、黄龙堆、抚琴台、穆清祠、归子寺、归子墓、学士山、周太师尹吉甫故里坊等文化遗迹记载。这些地方性文献虽未必尽合史实，但也不是空穴来风，共同构成了泸州绵延三千年的地方文化记忆传统。

值得深思的是，泸州历代士人皆以尹吉甫为乡邦先贤之首。宋开禧二年魏了翁《重修州学碑记》云：“故古志谓泸俗好文雅，又重以太师吉甫文武邦宪之忠、伯奇援琴履霜之孝，其所熏渍，质实而近本。”^[3]将“吉甫之忠，伯奇之孝”视为泸州地域文化的两大精神源头。这种文化认同的延续性，本身便是重要的历史文化记忆与传承现象。

（三）泸州清代《尹氏族谱》记载

在中国，族谱是移民族群和追根溯源的文献载体和情感纽带；族谱也是国志、方志的重要补充，其往往记载着更为详实的家族信息。

清·康熙泸州《尹氏族谱》残本修复后的《谱墓图志》局部

（泸州纳溪区丰乐镇保安村尹家坡尹氏珍藏本）

泸州纳溪清康熙《尹氏族谱》：“始祖周宣王之师、太师尹公讳吉甫，原籍四川省直属泸州合江县崖崖山大旗滩尹家坝住居生长人氏，古籍天水郡也。北伐猃狁，至于太原。有经天纬地之才，万邦为宪。辅佐宣王，执掌朝纲大事。年迈辞朝，告老还乡蜀郡，不意在途中感冒风寒而终正寝。葬于湖广省荣（误，郧）阳府防县。是时，宣王（误，幽王）御葬设祠，以奉祭祀。后将太师灵位铭旌祭张数轴。宣王（误，幽王）圣恩，命钦差送回泸州南关外上街阁书巷，乃修祠堂，名曰穆清祠。宣赠封“没世不忘”四大金字，悬于堂中。门首是志天水郡泸州穆清祠；门首额六字乃：周太师尹公祠。……武王伐纣至余。”^[4]《纳溪.尹吉甫文史资料专辑》：“武王灭纣后，封建诸侯……尹吉甫的先祖尹佚不仅参与了这场战争，而且立下汗马功劳，获得了爵位，成为周朝贵族。”^[5]  

此清代康熙《尹氏族谱》是目前全国记载尹吉甫籍贯信息更详实的谱乘，其向我们提供了几个重要信息：第一，明确记载尹吉甫的出生地在泸州的详细地址，即清代康熙年间的四川省直隶泸州合江县岩岩山大旗滩尹家坝（即今泸州市纳溪区丰乐镇罗东山罗东漕尹咀）；第二，尹吉甫的先祖（七世祖，尹吉甫生于前852年，距武王伐纣（前1046年）时间有194年，据《礼记.王制》《论语》，周时一世25-30年，取均值27.5年计算出约为7世祖）并不是泸州本地人，而是蜀地（梁州）天水郡人。第三，其明确了尹吉甫的先祖从蜀地天水迁徙到泸州的时间和原因，是周武王灭商立周时期，因“武王伐纣”战事之需，而随军迁徙到泸州这个军事重地的。并在此落地生根，开枝散叶。

从杨宽《西周史》等历史地理与族群背景看，天水（今甘肃天水市一带）是商代的部落首领周太王（姬亶，古公亶父）的早期的聚居地“豳”（今陕西彬州等范围）南迁到岐山（今宝鸡一带）筑城建立最早的周都，即周原。周太王是周文王（姬昌）的祖父^[6]。尹吉甫先祖（姞姓，与周贵族有世姻）源自蜀地天水郡，是商代晚期（商武丁时期）西陲军事贵族。后来，周人迁岐山（周原）建都发展。之后到周文王与其子周武王（姬发）又翻越秦岭，到蜀地建立亲周联盟，拓展周人势力，为“灭商立周”积蓄力量。据《竹书纪年》记载，“武王伐纣”时经过两次大型群雄盟誓，一次太誓，一次牧誓。八国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诸侯国参与会盟^[7]。其中又据史学界学者宋翔（翔子史前推理师）经过多年的考证研究分析得出：“牧誓八国”均在商末周初的蜀地范围的结论（见下图）。

兮甲盘图片及铭文拓片

（四）尹吉甫“军事世家”的家族身份内证

尹吉甫的“军事世家”家族身份，体现在青铜器《兮甲盘铭文》《兮吉父簋铭文》里，同时也含藏在尹吉甫的氏名“兮甲”二字里。据青铜器《兮甲盘铭文》《兮吉父簋铭文》考证如下：

《兮甲盘铭文》原文：“隹五年三月既死霸①庚寅②，王初格伐猃狁，于兮甲从王，折首执讯，休亡敃（愍）③，王赐兮甲马四匹、軥车。王令甲政（征）司（治）成周四方责（积）④，至于南淮夷。淮夷旧我帛畮（贿）人，毋敢不出其帛、其责（积）、其进人，其贾，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命，则即刑扑伐，其隹⑤我诸侯、百姓，厥贾，毋不即市，毋敢或（有）入蛮宄⑥贾，则亦刑。兮伯吉父作盘，其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

《兮吉父簋铭文》原文译文：“兮吉父作仲姜尊簋，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享。 ”

“兮”：商代甲骨文兮字核心构成为下面部分“丂”（kǎo）上面二短竖画。“丂”象形远古陶号与牛角号之形；上方左右二短竖画表示声气缓出、稍作停顿。与表示声气急促的“乎”字，甲骨文兮字上方三短画形近而义分。周代金文承商代甲骨文，线条更规整稳定。因此，“兮”最早是表示“吹长音号”的意思。而在商代，长音号乐器主要用于军事号令、神祀礼乐、仪式警示等重大事件使用，是“声权”与“神权”的重要工具。进一步推论，“兮”表示声音缓和的“军事号令”意思。结合“兮甲盘”等铭文中“兮甲”“兮伯吉父”“兮吉父”使用场景，以及前人的研究结果，“兮”在此表示尹吉甫的“氏”，即族号的意思来使用，故“兮”字寓意尹吉甫的家族是一个善于指挥战事和祭祀礼乐的家族。

兮吉父簋铭文图片及铭文拓片

“甲”：兮甲盘等物器中，常见“兮”与“甲”字组合使用。“甲”表示甲兵、第一、首冠之意，代表尹吉甫本人军士的身份和美称。这与泸州清代康熙《尹氏族谱》《纳溪尹吉甫文史资料专辑》等地方文献记载“尹吉甫出生于军事世家，世享贵族爵位”“古籍蜀地天水郡人也……武王伐纣至余”相契合。因此，可以说尹吉甫的家族祖上是“军事之家”与“礼乐司仪”高级身份识别，就藏在这个“兮”字里；尹吉甫本人的军士身份和美名就藏在这个“甲”字里。“兮甲”二字组成一个词，意思就有“军事与礼乐天才”，这与《诗经.六月》：“文武吉甫，万邦为宪”中，对尹吉甫的赞誉非常契合。且尹吉甫善于兼任“礼乐司仪”的职能，又在《诗经通释》《诗经.简兮》中记载尹吉甫在卫国从军期间，善于祭祀礼仪“万舞”而获得卫侯奖赏，以及尹吉甫精通音律而作歌诗、任尹太师兼分管周室的乐官等叙事相契合。

“兮”甲骨文图解

按“武王伐纣”征战路线逻辑结合史料推理：“武王伐纣”时，蜀地各族群（称西土）军队随周军从蜀南水路（含沱江、岷江、嘉陵江）东征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尹吉甫的先祖当为其中的一员 。武王经略西南，伐纣取胜后，建立西周政权。周初分封周室姬姓宗亲于巴、蜀任诸侯，同时徙军户、贵族屯戍江阳（今泸州）等地，以控扼长江上游黄金水道关塞、镇抚西南夷。因此可以认为，尹吉甫的先祖是周室派驻镇守泸州的军事移民家族，尹吉甫自然就是商末周初的军事移民后裔。

为了地理位置更加具体，还需要搞清“蜀地”和“天水郡”的位置和关系。《禹贡.尚书》记载：“蜀地即梁州，是禹贡九州之一。”^[8]《华阳国志》记载：“华阳，黑水惟梁州。”^[9]说明梁州的范围从华山（今陕西华山）以南，到黑水（今金沙江上游）之间的地域范围。同时也说明商末周初时的蜀地范围很大，其中地理范围包括了今甘肃天水市等范围。据清代《四川尹氏谱系.遂宁》记载：“尹吉甫为中兴之佐是，迄今宅兆在泸州，于志可考。周衰，秦始皇分天下为三十六郡，而天水郡名焉。”^[10]据《中国历史地图集》所示（见图），秦代的天水郡就是今甘肃天水市。结合《泸州纳溪尹吉甫文史资料专辑》记载“尹吉甫出生军事世家，世代享有贵族爵位。”^[11]推理尹吉甫出现在泸州的时间轴线：尹吉甫的先祖在商末周初奉“武王伐纣”令（前1046年）→ 从蜀地天水随军迁徙→ 奉命屯戍江阳→ 定居江阳→ 发脉至宣王时期尹吉甫成长为周宣王重臣。其家族当时已在泸州扎根发祥七世，有200年左右的历史。

综上，吉甫先祖随军迁徙移民的特点，具有国家强制+军事指令，兵农合一、军籍世袭、身份世袭、军事计划性、强制性、超强地域文化融合力，传承者军人礼俗和尚武精神。因此，尹吉甫的先祖既是迁徙者，又是开拓者、建设者和文化传播者。此案例是西周早期“西土族群东迁—南移戍边”过程的微观缩影，印证了周初通过军事移民+分封制构建西南统治体系的国家战略，也是天水—川南族群迁徙与文化交融的重要实证。

“牧野之战”壁画（汤阴羑里城太公殿）

三、“泸州说”与“房县说”的学术辨析

（一）两地文献的对勘与考辨

湖北“房县说”最早的史志依据，是明初《湖广通志.郧阳府》，其记载“尹吉甫，世传为房州人；又据《四川泸州志》：“尹吉甫，江阳人。”^[12]由此可见，该志清楚地记载：尹吉甫“房县说”的依据是“世传”，尹吉甫“泸州说”的依据是《四川泸州志》；并且其没有说尹吉甫生于房县，也没有否定尹吉甫是泸州人的说法。

房县出土的明代正德十一年（1516年）龟驮碑，碑文称尹吉甫“由山西而至此，久隐山房。”^[13]明明白白告诉世人，尹吉甫不是房县人，而是从山西迁移到此处隐居的，告示着尹吉甫与房县的关系与一次迁徙有关。中华诗经学会原主席夏传才教授认为“尹吉甫采邑在房县，其后裔世居于此。”^[14]但“采邑”与“籍贯”本非同一概念，“采邑”是享有诸侯国授权土地的部分劳动收益，并不意味着必然生于斯、长于斯。

清代张澍《蜀典》明确指斥：“地志误作湖北房县人，及山西汾州等地有尹吉甫墓，皆误也。”^[15]张澍更从族望角度论证：“夫尹氏世为周氐”，并以河北南皮、山西汾州皆有尹吉甫墓为据，断言“吉甫之非蜀人，灼然矣”。然而，细究张澍的论证逻辑，其以多地有墓来否定泸州说，本身便存在问题—若“多地有墓”可否定泸州，则“多地有墓”亦可否定其它地方。事实上，关于尹吉甫墓，仅文献可考者便有泸州、房县、南皮、平遥和西安五处，这恰恰说明尹吉甫的事迹与影响遍及多地，而非局限于某一固定的生活环境。

“牧誓八国”推理示意图（翔子史前推理师供图）

（二）学术争议的方法论反思

近年来，有学者对“泸州说”提出质疑批评，认为郦道元《水经注》误引扬雄《琴清英》，是“有违逻辑常识”，泸州地方有“拉名人作乡人”之嫌。这种批评固然指出了历史上存在地方附会名人的现象，但其却未能解释：为何扬雄早在西汉便将此事件发生地附记于江阳？为何历代泸州士人能够形成如此绵延不绝的文化认同？更为关键的是，无论是“房县说”还是“泸州说”，现有证据都难以形成尹吉甫籍贯独立的一个铁证（如，缺少西周时期文献文物记载信息）。但比较而言，“泸州说”的文献资料记载其更充分详实、追溯更久远、文献载体更具公信力，并形成了强大的综合证据链条闭环，这是其他任何所谓“争议”地方无法比拟的优势。今天我们转换视角，结合泸州存世的清代康熙时期《尹氏族谱》，从移民文化角度来论证尹吉甫是泸州记载更早的移民后裔。

尹吉甫像 

四、西周移民后裔：一个新的解释框架

（一）泸州在先秦时期的地理与移民背景

泸州地处四川盆地南缘、长江与沱江交汇处，历史上具有“枕带双流，锁钥滇黔”的特殊地理位置，自古便是川、滇、黔、渝交通的枢纽。是蜀地汉人与周边少数民族的交织地带，这种地理位置决定了泸州在历史上长期扮演着移民通道与聚居地的角色。

早在西周初时，巴蜀与中原之间便存在人口流动。《尚书·牧誓》记载，武王伐纣，其先后两次发表誓词，一次《太誓》，一次《牧誓》。武王率领八国军队出征参战，在牧野与商军大战，大胜而归。其中便包括巴蜀地区的部族。

据清代泸州《尹氏族谱》记载，尹吉甫“生于泸州合江县岩岩山大旗滩（今泸州市纳溪区丰乐镇罗东村罗东漕尹咀），原籍蜀地天水郡人也，因武王伐纣而至余。”^[16]《蜀都赋》：“蜀都之地，古曰梁州。”^[17]《尚书.禹贡》：“华阳，黑水惟梁州”。“蜀地天水”即今甘肃天水市，《禹贡九州》时属于梁州域。《竹书纪年》记载，天水、宝鸡一带是周太王（古公亶父）起家之地“豳”。周太王是商晚期部落首领，由于当时受到戎狄侵扰，周太王为保民避战，决定南迁。商武乙三年（即公元前1147年），周太王从豳地迁到岐山一带定居筑城。商武乙六年（公元前1144年）商王正式赐歧邑与周太王，并承认其统治。商武乙二十一年（公元前1127年）周太王故，其子周文王通过战略渗透、军事威慑、联盟控制方式，越过秦岭到今四川绵阳、崇州等地建立“西岐”“丰”等势力联盟基地。杨宽《西周史》载，武王九年（公元前1048年）武王出师到盟津（今河南孟津），在此会盟八百诸侯，举行“太誓”，制定了伐纣速决方案，见《诗经.大雅.大明》。两年后，即武王十一年（公元前1046年），周文王之子周武王在蜀地及周围号召八国诸侯。”《尚书·牧誓》的开篇明确记载了誓师的地点和参与的人群，作为直接证据：“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武王之师乘船从蜀地金沙江、岷江、沱江、嘉陵江汇入长江顺水东下，在商纣王别都朝歌附近的牧邑之野展开牧誓和了史上著名的“牧野大战”。最终，周武王以5万人完胜商纣王70万人，商纣王在朝歌自焚，商朝灭亡。《华阳国志》：“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注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18]

 武王伐纣周军浮江东下图

姞（吉）姓与周室姬姓均是上古八大姓之一，自古有世姻关系。据清代泸州《尹氏族谱》记载，尹吉甫的先祖（往上约7世祖）作为周王室的将士，因仕周，从蜀地天水随军迁居江阳，世居于此。到周宣王时代，距武王伐纣时，已在江发祥七世。西周政权建立之后，蜀国被周王赐封最高爵位王爵，并作为西周的王畿之地，与中原时常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和频繁的往来。公元前852年，尹吉甫降生于泸州纳溪罗东山一个军人世家（世袭贵族爵位）家庭。据传，尹吉甫自幼聪明好学，并在今泸州市老城区半岛、龙马潭区学士山及石洞镇一带学习“六艺”，经过十几年的成长，很快成为一个多才多艺、高大英俊的小伙子。约在公元前832年，20岁的尹吉甫与泸州当地大家闺秀马氏（约16岁）成婚。第二年生子伯奇。又过了两年（公元前830年），尹吉甫因有同族远亲在周朝为官，在周室征召下，尹吉甫从江阳远赴西周宗藩国卫国（今河南北部）从军。据《诗经通释》解读，经过约五年的拼搏奋斗，尹吉甫从一个普通外籍士兵“氓”成长为卫国大将“良人”。公元前826年，尹吉甫的元配妻子即尹伯奇生母马氏夫人因故早逝，尹吉甫军令在身不能回来奔丧，为此作著名的《击鼓》诗篇以悼念亡妻。随后，年少的尹伯奇被送入西周卫国学习中原文化。

据清代《四川通志》记载，宣王四十三年（公元前785年）在江阳今旧城区半岛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尹吉甫信后妻谗言逐放尹伯奇投江”事件，泸州明清史称“琴台霜操”。笔者根据该事件史料综合推论，时年尹吉甫67岁，尹伯奇约45-47岁，他们一家人回乡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因尹吉甫欲立尹伯奇为其太师爵位继承人“世子”，而回乡祭祀禀报先人。尹伯奇投江死后，被葬于今泸州市龙马潭区学士山附属归子山归子祠（又称归子寺）后，今墓址尚存。后来此事被周宣王得知，周宣王赞尹伯奇为“孝子”。这正是这种移民人才迁徙外地，对故土和故人依恋回望而产生人员流动的隐喻性表达。

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八十八卷之三第2786页、之四第2787、2788页原文影印件

（二）从“移民”“籍贯”到“后裔”，概念转换的学理依据

提出“尹吉甫是泸州有记载最早的移民后裔”，其核心在于区分“移民”“籍贯”与“后裔”三个概念。所谓“移民”指从一个地方长期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居住的人；“籍贯”通常指一个人的老家或原籍地；“后裔”则指故人的后代子孙。三者虽有联系，却不容混淆。《礼记·檀弓上》云：“大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19]这说明先秦时期贵族虽有封地，其家族墓地仍可返归故土。但五世之后，随着支庶繁衍，部分族人便可能定居封地，成为当地的“移民后裔”。尹吉甫“食采于房”的记载，与四川泸州、湖北房县存有其后裔的传说，二者在逻辑上并不矛盾。根据《纳溪.尹吉甫文史资料专辑》记述，湖北房县当是尹吉甫晚年的流放地和食采地，而泸州则是尹吉甫与尹伯奇的生长地、籍贯地。

张澍注意到“今《泸州志》云：伯奇投江后，太师葬之归子山下……又云：吉甫夫人，伯奇母马氏。有周太师及夫人马氏墓”。^[20]这些关于家族墓地的记载，恰恰指向尹吉甫与尹伯奇均出生成长在江阳泸州，后来又因从军或投靠亲人而离开泸州。才有他们举家在宣王四十三年，因为尹吉甫欲传其太师爵位，而回他们的出生地泸州来祭告故人，进而在泸州居住期间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琴台霜操”事件。若尹吉甫在泸州无后人尊崇，又何来太师坟马氏墓、尹氏族谱记载信息、穆清祠、归子祠等遗迹？何来世代沿习的祭祀尹吉甫与伯奇的各种活动？

伯奇为后母逐蜂图

（三）尹伯奇传说的移民史内涵

泸州关于尹伯奇悲剧的“琴台霜操”典故，本身便蕴含着迁徙与放逐的主题。尹伯奇被后母谗言诬陷，遭父亲放逐，“编水荷为衣，采楟花为食”，在泸州学士山江边抚琴作《履霜操》，最后在黄龙堆附近投江自尽。这个故事固然是尹吉甫的家庭悲剧，却也可视为移民处境的象征——尹吉甫的先祖因兵事从天水迁徙泸州定居，发祥数世。尹吉甫生于泸州，成婚有子后，外出从军离开故土；尹伯奇年幼丧母，到中原投靠尹吉甫；尹吉甫老年因爵位承袭事项举家重返泸州祭祀先人；尹伯奇被后母谗言所害，不被理解、蒙冤受屈、四处无友，作了《履霜操》于学士山下，最终融入故乡的山水之间。

更有意味的是，尹吉甫后来醒悟，误会了尹伯奇，追悔莫及，在泸州抚琴台作了琴歌《子安之操》以悼念儿子。这一情节暗示着父与子、故土与异乡的和解。尹吉甫仕周之后，虽未长期居住泸州，其子伯奇也永远留在了这里。其父子形象成为泸州土地上的忠孝象征。这正是中国历代移民家族常见的文化心态——对故土的眷恋、对先人的敬仰和尊崇，交织成复杂的情感结构。泸州历代对尹吉甫父子的祭祀，从南宋庆元年间的穆清祠堂，到清《直隶泸州志》归子祠后的伯奇墓，再到民国《泸县志》记载的马氏夫人墓，对尹吉甫父子的祭祀活动绵延八百多年不绝。这种祭祀传统，正是移民后裔追怀先贤、建构情感认同和家风传承的重要方式。

泸州纳溪罗东山尖峰庙（尹吉甫与夫人马氏墓原址）

五、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泸州关于尹吉甫父子事迹的文献记载，始于西汉扬雄《琴清英》，经东汉桑钦《水经》与北魏《水经注》再次确认，至宋代以后形成完整的叙事体系，其渊源之久远，非一般地方附会可比。

第二，尹吉甫籍贯的争议，不宜简单以“对错”论之。“房县说”虽有较多文献与实物支撑，但其无法肯定说尹吉甫籍贯在房县，更无法否定尹吉甫是泸州人的观点。两种说法相比较，“泸州说”拥有更为悠久、更全面系统、更具公信力的文献传统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并形成了可考查的文献证据链条。

第三，将尹吉甫视为“泸州有记载最早的移民后裔”，可以超越非此即彼的籍贯之争，更合理地解释多地传说的并存现象。即尹吉甫是四川泸州族谱文献记载最早的移民后裔，泸州是尹吉甫的出生地、成长地；而湖北房县是尹吉甫晚年的流放地和食采地；山西平遥是尹吉甫的征战地和封地；河北南皮是尹吉甫的平乱执政地。陕西西安尹村是功勋卓著的尹吉甫与文王、武王、周公的墓地；这五个地方目前无疑都是尹吉甫的纪念地。

第四，尹吉甫与尹伯奇“琴台霜操”典故中蕴含的出川、回乡、放逐、蒙冤、和解等主题，可以解读为移民家族文化记忆的隐喻性表达。泸州历代传承着对尹吉甫父子和马夫人的祭祀传统，则是移民后裔建构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

尹吉甫与泸州的关系，不仅是一个历史地理的考证问题，更是一个文化记忆的传承问题。作为泸州历史上有明确谱志文献记载最早的移民后裔，尹吉甫与尹伯奇父子的事迹、文献资料、民间传说和当代的文化精神传承，塑造了泸州人自古“好文雅”“重忠孝”“崇文尚勇”的地域文化性格。其在泸州的影响绵延三千年，至今犹存。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泸州关于尹吉甫的遗迹遗存是否保存完好，他都已经成为泸州地方文化记忆传统中重要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作者：李云平，泸州市移民文化研究会会员，泸州市民俗文化研究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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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肖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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