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高额彩礼也要讲“礼数”

□ 文/陈相

近年来，高额彩礼问题已成为基层治理的痼疾，在部分农村地区尤为突出。它不仅扭曲了婚姻本质，加重农民负担，更引发“因婚致贫、因婚返贫”现象。近日，农业农村部提出指导各地制定农村彩礼倡导性标准，这一政策方向值得肯定。在实践中，基层治理者们应认识到：治理高额彩礼既是经济问题，更是文化问题，既要坚定目标，更要讲究方法，做到“治理有方”而“执行有礼”。

高额彩礼根植于深层社会土壤。农村性别结构失衡、养老保障体系不完善、传统观念中彩礼的“契约”象征意义等因素，决定了简单采取“一刀切”的行政限价难以治本。某地规定“彩礼超过8万元可举报”却仅作劝诫，效果有限；另一地取消违规者村民福利，虽见效快却易激化矛盾。这些案例表明，刚性约束往往难以触及问题本质。相比之下，“倡导性治理”更具可持续性。通过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等基层自治组织，发挥党员干部带头作用，引导群众自觉商议彩礼标准、宴席规模，将外部要求转化为内部共识。甘肃漳县的“准丈母娘座谈会”、河北黄骅市东孙村的村规民约实践，均在尊重地方习俗与群众意愿的基础上实现有效引导，体现了治理过程中的“礼数”。

治理高额彩礼需要疏堵结合，精准施策。当前不少地区出现“表面合规、暗地加价”现象，通过“装修补贴”“过节费”等名目变相收取高额费用。这要求政策执行必须加强“穿透式监管”，将各类礼金、实物纳入彩礼总额核查，同时鼓励通过婚前协议明确彩礼归属。然而，仅靠监管不够，必须同步推进系统性改革。一方面要发展县域产业、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农村家庭收入；另一方面需完善农村养老保障，缓解女方家庭的养老焦虑。一些地区“彩礼归新婚家庭”的模式值得推广，这不仅能使彩礼转化为小家庭启动资金，还能通过倡导女婿共同承担赡养义务，逐步重塑彩礼功能。

从根本上说，治理高额彩礼是一场涉及观念变革、性别平等与代际关系的深层社会工程。若只限金额而不推动性别平等，不保障农村女性的土地权益和公平就业机会，女性仍会因潜在弱势地位而寻求“彩礼补偿”。因此，政策需要与促进女性发展协同推进，包括强化法律执行、在村规民约中明确女性权益，从制度层面降低婚姻中的“风险溢价”。同时，要通过文化重塑让婚姻回归情感本质，借助“低彩礼模范家庭”评选、集体婚礼等活动发挥示范效应，传播理性婚恋观，让“婚姻轻彩礼、幸福重感情”成为社会共识。

治理高额彩礼，既要有破解难题的决心，也要有尊重传统的智慧。所谓“讲礼数”，就是在政策制定中体现对民俗的理解，在执行中注重对群众的引导，在目标上追求社会公平与人文关怀的统一。唯有将倡导性标准与结构性改革相结合，将经济减负与文化重塑相贯通，才能真正为农村婚姻“减负”，让爱情回归本真，让乡村焕发文明新风，这考验着基层治理的智慧与担当。（作者单位：泸州市龙马潭区信访局）

编辑：肖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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